《极端的年代》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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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愈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战之间年代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新千年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扰,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知道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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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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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世界人口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世界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必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后者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作一选择:①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②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③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由地表失踪),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动性的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不时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客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即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二千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每日,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如短促二十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愈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接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成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反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除了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例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谋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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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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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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