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73章


但是《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24/12/1993):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高处回流。
随着新千年的脚步日进,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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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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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世情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带信心地预测:就实际而言,世界各国(也许那些受神明启示,坚持原教旨主义路线的国家得除去不计)都将继续表示全力拥护民主、举办某种形式的选举、并对那些有时纯属理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容忍。与此同时,则大力粉刷门面,将它们各自的装饰加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之上。
当前政治局势的最大征候,其实正是各国政局的不稳定。在绝大多数国家内,现有政权能否安度未来的十或十五年,依最乐观的估计,情况都不大可靠。甚至连相对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权转移较为稳定的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或西班牙,未来十或十五年内,它们能否依然保持其单一国家地位,也是一大问号。其未来继起政权的性质形式——若有任何继起政权——也因此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政治这门学问,“未来学”很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全球政治景观之上,却有几个特征极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不过这些发展,并未使国家成为多余或无效的一项存在。事实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国家对个人的监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强。因为所有财务、行政事项、大小银钱出入(除了小笔现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电脑忠实记录;而一切通讯对话(除了在户外当面交谈),也可以予以截听记录。但是尽管如此,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本来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期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然而到本世纪末,民族国家却开始被迫改取守势,去面对一个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经济;面对它自己一手创立,以解救本身国际性不强的超国家机构,如欧盟组织;面对财政上日渐明显的无能为力,再不能给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还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项服务;更有甚者,面对它再也无法依据它自己的标准,去维护公共法律及社会秩序,而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当年在国家权力蒸蒸日上的年代,它将如此众多的功能大包大揽,集于一身,并为自己设下如此雄心目标,维持绝对的公共秩序与控制。昔日何等风光,与今天的落魄衰颓两相对照,愈使其无能为力的痛苦加重。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环境问题挑战,国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就愈发不可缺少。或如4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革所示,如果经济体系打算继续差强人意地运行下去,国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家所得进行配置及重分配,(比方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当然,若说欧盟组织的民众,在其每人收入总值平均于1970-1990年之间跃升了80%的条件下,却于1990年时,“供不起”在其1970年视为当然的收入及福利水准,此话自是虚妄(world tables,1991,pp.8-9)。但是这种局面,若无国家居间,绝无可能存在。假定——并非全无可能——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余四分之三则全无收入的状况,如此这般20年后,经济发展也足以产出双倍于以往的全国收入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共权力外,谁会且谁能保证,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谁能够抗拒那在危机二十年中,如此显著,急趋于一方的不平等大势?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判断,驰援来救者绝非自由市场。如果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会问题后果的最大例证。1939年,巴西的平均国民所得几乎为斯里兰卡的两倍半;80年代结束时,更高达6倍有余。可是斯里兰卡的居民,在主食补助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高出数年;它的婴儿夭折率,于1969年也仅有巴西半数,1989年更减为巴西三分之一(worldtables pp 144…147,52-127)。若比较两国的文盲人数,1989年时,巴西更几乎达亚洲这个岛国的两倍。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新千年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分派——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分派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新千年里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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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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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个双重难题。决策权力单位的性质、范畴——无论是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的权限,单独运作或联合——其中分别究竟为何?与其决策所关系的民众之间,又将属何种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公共权力的机构早已各就各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原则上也早已存在。不断扩张之中的欧盟组织,即为这方面的议题提供了许多材料,虽然就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以及国家以下级单位组织之间彼此的实际分工而论,任何特定的建议、方案,必然为某人某国所憎恨抵制。现有的国际权力机构,其功能显然太过专门,即使它们试图扩展权限,对上门借钱的国家强制其政治或生态主张。可是欧盟这个组织,恐怕将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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