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传》第25章

值得受到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奥罗拉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一个可恨和令人厌恶的人物。在她病历的头几页以及记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一书中（他是《大地》的总编，很了解这两位女人），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个女人的恶毒心肠：她的极端自私，她的卑鄙，她的狂妄自大，她如何残酷地利用别人为自己牟利。所有这些都藏在一种忘我和奉献的险恶话语之下——我只为我女儿、为造福人类活着。奥罗拉把那种杀人去势、占有欲极强、榨取她孩子生命的吸血鬼母亲的典型推到了最恐怖的极致，纯粹的恶装扮成奉献的爱，一个几乎不可能摆脱的母亲宇宙。希尔德加德试图逃脱，她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们习惯把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集中在1933年的那个凌晨，当奥罗拉把女儿的头击裂。但对我而言，真正可怕的事在前面，十八年幽闭而漫长的折磨，那个被禁闭并屈从于一个魔鬼母亲迷乱念头的女孩。“我不曾有过童年。我需要把它全部用来学习，昼夜不休息”，一天希尔德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说。奥罗拉密切监视她女儿，不能忍受她与别人说话、娱乐。如果某天她去《大地》编辑部送一篇文章时停留片刻，与记者们开个玩笑，一直在场的堂娜奥罗拉便会僵硬地打断谈话，强迫她离开（有时眼里含着泪）。“母女俩从不互相亲吻”，一个女邻居在审判奥罗拉时说。奥罗拉疯了，越来越疯（希尔德死前一个月曾建议她去看精神病医生）。她以为共产党人在迫害她，女佣与女儿、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要谋反伤害她。在杀害希尔德之前她通宵看护着女儿，但那个女人曾在其他多少个清晨坐在熟睡的女儿床前，用神经错乱者的眼光凝视着她？这正是不祥的写照。
然而对希尔德来说，努力摆脱那个女人，那个有罪和肆意的母亲是非常艰难的！死前一个月，希尔德发表了一篇题为《该隐和亚伯》的文章，在文中她要求恢复那位圣经中的罪犯名誉。该隐是反叛者，强者，激进者，为了自由不得不杀了世俗和压制的亚伯——这清楚地暗示了女儿头脑中正在执行的母亲隐喻的死亡。但奥罗拉以愚笨者特有的按字面意思理解的方式，照直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扮演起该隐的角色，将女儿杀害。后来她说，当希尔德在《该隐和亚伯》上署名时，她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奥罗拉对自己的荒唐行为进行一种阴险的美化，断言她杀害女儿的那天晚上，女儿最后承认她有道理。希尔德已经对准备出走感到后悔，并请求母亲杀了自己：“是你创造了我，毁了我吧，你应该严厉地惩罚我。”　
实际上无人知道那天晚上，在那个使人窒息和对外人关闭的家里（餐厅只有两把椅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罗拉跟女儿争吵了十多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不走，而且当中无疑从心理和情感上折磨女儿：女佣看见母亲如何把希尔德抱到她腿上，仿佛抱的是一个女孩。现在我想起那个噩梦场景，突然有个想法——结束了希尔德加德生命的那些子弹，归根结底，或许给她带来了解脱。
参考书目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出版者）吉列尔莫·德尔·托罗。
○费尔南多·阿拉瓦尔：《红色的圣母》，塞易克斯·巴拉尔出版社。
○拉克尔·阿尔瓦雷斯·佩莱斯，拉斐尔·韦尔塔斯·加西亚…阿莱霍：《罪犯还是疯子？》，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科学史迦里略日志》。
○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未来夏娃的悲剧》，《变化16》，1987年5月11日。
○罗莎·卡尔：《在希尔德加德的父亲背后》，《变化16》，1991年12月2日。
○费尔南多·费尔南·戈麦斯的电影《我的女儿希尔德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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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中筑巢（1）　玛格丽特·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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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伟人，二十世纪杰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却很娇小；二十三岁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个年龄时，前往位于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旅行，开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么瘦小，鬈曲的短发，蓝色的大眼睛，用功学生的眼镜，小无赖的脸，她像个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胖了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自从1960年摔断一条腿，玛格丽特一直随身携带一根长长的栗木丫叉。看那个时期照片中的她，圆胖矮小到使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挥舞着她原始的手杖。这位女人类学家像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侏儒，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个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况下，她是一个介于笑话和传说之间、不完全是人的生灵。
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那些隐秘的原因，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随着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运，逐渐成熟；相反，有些人腐败，还有些人，行为失常；所有这些过程常常在人的形体上有一个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在年满五十岁，第三次离婚及作为公众人物成名之后，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个部件，她自己逐渐一点点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个部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复杂、隐秘、矛盾、无法缩减到可以简单解释的庞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么明确之处（几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仿佛在逃避什么：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在到达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之前，已经写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书，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摄制或录制的作品，在偏远地区进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还在不同的大学任课，当了三十年博物馆保管员，参加各类讲座，领导“营养习惯委员会”（官方机构，后来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像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似的接受了那么多采访，结婚三次，更有甚者，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贝特森，也是人类学家。米德对女儿进行密切研究，仿佛她是个豚鼠：“我们从不简单地活着，”凯瑟琳在一本关于她父母的书中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生活。”　
总之，米德承受着一种horrorvacui，一种对空虚的真正畏惧：她不能忍受突然对她取消一个事先的承诺，一节课，一个约会，不能忍受忽然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那是一个无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学求学期间与其他姑娘合住公 寓（她们成立了一个自我命名为“游手好闲的母猫”小组），当其他女孩聊天说笑时，玛格丽特每天晚上十点整就寝，以便能早点到达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话多，时刻在说话（不能有一分钟的沉默，其间会回荡着不可靠），新颖而高明的演说到老时渐渐变成封闭和自我为中心的独白。但同时她也大量倾听，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阶段。正是这样，听得多又听得好，她建构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倾听并理解萨摩亚的少女，新几内亚的妇女和儿童，巴厘的当地人。虽然仔细看来，那种述说和倾听他人的双重渴望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都可以使内心的低语沉默。
米德是她那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孩，一个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个大胆和冒犯的时代：妇女剪短了裙子和头发，在乱哄哄的地窖里听爵士乐，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恋爱，当职业飞行员。玛格丽特从不允许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当城市在她周围发出爆裂声时，她严谨地在她那张处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头1900年式的浓密和象征性的披肩发（理发师给她剪发时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险家里最冒险的一位，是女战士的世界里最身经百战的一位。
在她的两本最有趣和最优美的作品《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和自传《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中，米德以生动的风格讲述了她田野工作的快乐和担忧：女人类学家在热带丛林里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力量，蚊子的折磨，疟疾的间歇性发作（米德一生都发疟疾，一种她在萨摩亚最初九个月逗留期间染上的疾病），或每五六个星期邮件到达时无法描绘的喜悦。在她的文章里米德从不炫耀困难：她是一个老兵，一个女强人，比如她如果得在丛林里行走好几个小时，泥泞都漫到膝盖上，她不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