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之间》第13章

译者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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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鼬鼠”吉米？弗拉蒂亚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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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诺：我正巧认识他。
华莱士：他是个怎样的人？
伯纳诺：阿尔•；卡彭是个性情非常快活的家伙。
华莱士：阿尔•；卡彭是个快活的家伙？
伯纳诺：非常快活……我喜欢他。
华莱士：为什么你会喜欢他？
伯纳诺：因为他的性格、他做事的风格、他的——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还有他——这些他在外面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了解卡彭的内心世界。
我在他坐落于图森的家和他会面，采访中还有他儿子比尔在场，他看到我听了他父亲把策划了情人节大屠杀和其他大案的幕后黑手描述为“一个性情非常快活的人”时的震惊表情后，忍不住爆笑出声。我们谈话的内容转到黑手党的内部——“幸运的卢西阿诺”和伯纳诺家族之间长期以来的权力斗争。通过这对父子，我知道了这两位黑帮大佬之间的主要区别。
比尔•；伯纳诺：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世界里，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混出头了，他们几乎来自同一背景。
华莱士：伯纳诺和卢西阿诺。
比尔•；伯纳诺：卢西阿诺很快和我们有了冲突，是观念上的冲突。
华莱士：那什么是根本性的观念冲突呢？
约瑟夫•；伯纳诺：卢西阿诺是个美国货。
比尔•；伯纳诺：一个美国货。
约瑟夫•；伯纳诺：而我是个西西里货。
比尔•；伯纳诺：正是如此。这就是冲突所在，冲突的实质就是——美国人想让每样东西都以钱——围绕着赚钱为中心。
华莱士：而你父亲不是？
比尔•；伯纳诺：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努力遵守自己的原则和传统，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新传统之间有冲突。
如果我是在1972年之前采访伯纳诺父子的，他们的某些谈话内容就不会带着如此似曾相识的气氛。那一年，电影《教父》在全球各地上映。这部讲述来自西西里岛的另一个移民家族——科勒昂家族故事的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两部续集也同样火暴。该片赋予了黑手党某种浪漫、神秘的色彩，几乎快和老掉牙的叫座故事——好莱坞西部片平起平坐了。所以，当伯纳诺父子谈到他们对家族价值观和道德传统的忠诚时，曾有几次，我感觉我好像是在听唐•；维特•；科勒昂（马兰•；白龙度饰）和他儿子迈克（阿尔•；帕西诺饰）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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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鼬鼠”吉米？弗拉蒂亚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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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欣赏着比尔与罗萨丽•；普罗法奇婚礼的照片时，和《教父》相似的感觉更强烈了。他父亲为儿子举办婚礼的隆重奢侈，和《教父》的开头场景惊人地相似，这段镜头被许多人认为是电影史上拍摄过的最具有节日气氛的婚礼镜头。被邀请参加伯纳诺婚礼的vip客人名单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黑手党头子，我于是就谈到这些出席的大人物们：
华莱士：看起来，美国的所有黑社会头子，请原谅我的措辞，当时都到了纽约的这家酒店。底特律的来了，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伊利湖畔，是有名的货物进入港和工业中心。——译者注的来了，布法罗的来了，洛杉矶的也来了。
约瑟夫•；伯纳诺：全美国的都到场了。
华莱士：全美国的都到场了？
约瑟夫•；伯纳诺：是的。有国会议员，有法官。
比尔•；伯纳诺：弗兰克。
约瑟夫•；伯纳诺：弗兰克•；西纳特拉弗兰克•；西纳特拉（1915～1998），美国20世纪文化偶像、著名歌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艺人士之一。——译者注——他当时没法来献歌……班纳特——汤尼•；班纳特整晚都在美妙地歌唱。
比尔•；伯纳诺：四童子乐队也来为婚礼表演。
约瑟夫•；伯纳诺：对，是的。
比尔•；伯纳诺：一些歌剧演员也来了。
约瑟夫•；伯纳诺：有歌剧演员。
比尔•；伯纳诺：约有3　000人出席了婚礼，我可以这么说。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全美的“黑手党成员”人数不超过4　000。
和黑手党有瓜葛的国会议员、法官、律师、银行家等人，出于种种原因，觉得为了表达对他父亲的敬意有必要来参加这场婚礼。此外，可以打赌的是，约瑟夫•；伯纳诺多年来受益于和法律界、政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他是威名赫赫的黑手党头子，但他唯一曾获判入狱的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和蔑视法庭。这些小罪名只让他在监狱里待了26个月。
在我们采访之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又活了20年，于2002年以97岁的高龄离开人世。约瑟夫•；伯纳诺最后得到了永恒的奖赏，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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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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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吉米•；弗拉蒂亚诺和约瑟夫•；伯纳诺这样的黑帮分子，以各自的方式代表了有组织犯罪的中坚力量，这些有组织犯罪包括带有恐怖色彩的谋杀和其他各种暴力行径。但在我开始把注意力投向黑手党之前，我曾报道过一些软性犯罪的骗子和无赖们。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最好把他们单独归为一类——　“白领犯罪”，以免让黑手党们听了不高兴。他们的受害者也许被骗走了辛苦劳作积攒起来的终身积蓄，但还不至于被打断膝盖骨或是“与鱼共眠”（被扔到海里喂鱼）。
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我曾大量报道过各种骗局，所以很多人以为调查性新闻才是我的主业。是的，我时常因为中东局势报道、采访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和像伊扎克•；帕尔曼、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这样的文化名人而获得赞誉。但是，这些任务很少能像我之前做的调查性新闻那样激起观众发自肺腑的回应。这就是我工作的真实情形，从更大范围说，也是《60分钟》的真实情形。
这不是我们在1968年秋动手做节目时内心所想的。到我们登堂亮相时，唐•；海华特公开表示，因为长期深受印刷媒体的影响，他为《60分钟》定的模型是《生活》杂志。我们和《生活》杂志一样，倾向图片化、讲究紧凑剪辑，派摄制组到世界各地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采访，同时，也积极寻求生动的特写和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而这就是《生活》杂志的成功之道。这个公式在最初几年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指路灯。
促使我们投身调查性新闻领域的是“水门事件”。1973年，我们和其他许多记者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冲击白宫的洪流中，在随后一年，我们对这桩最后毁了尼克松任期的丑闻作了一些揭露性报道。那只是这个事件带来的部分影响——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轮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随后，这阵流感扩散到美国所有的新闻编辑部，我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电视不适合做调查性新闻。人们认为，摄像机是个招人注目的玩意儿，电视记者没法采用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违法事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隐性技巧。（无须提醒大家，最好地报道了“水门事件”的正是进行隐性采访的印刷媒体记者们，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