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66章


(在抗战以前,大陆上行祭礼,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三牲是家禽(鸡)、鲜鳞(鱼)、豚肥(猪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鸭)和肤(兔)为五牲祭。)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环境、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
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于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寿衣的质料不一样。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乐正子说,至于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时候,收入少,买不起价钱高的。后来当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价钱,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关于礼制方面,则没有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可是几千年来,社会上人情世态,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中国的古谚,所谓“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们,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是非的,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也许心想,你身为一国的国君,又不是棺材店、殡仪馆的老板,注意别人买棺材、寿衣的事干嘛?分明没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无法说下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就不再说了。
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当然,带有几分牢骚地说,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鲁平公听了,原本要来看你,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奸臣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放了一包烂药,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他来看我,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他如果不来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他的来不来看我,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那是天命。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说了我的坏话,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
照文字来看,我们这一段,可用上面解释。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这句话,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可作两面解释。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而一个作领袖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现在他会受人左右,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没什么可谈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仓,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则上,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
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孟子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能够实现,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么不需要别人来阻止,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
老实说,我的道行或不行,“这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机会,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个人把自己管好。这个“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天下该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实行;天下该动乱,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
上面那句话,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历史上,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立身出处,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
只要多读些历史,多经历人生,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会处之泰然,看得无所谓了,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后的结论。
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身入名场事可怜,是非争竞奈保天。看来都是因人我,无我何妨人尽贤。”其实,在大道理上,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都是利害的冲突。
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倘使要作一番事业,作一个领导人,就不能马虎,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不然,因此而错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这里,《梁惠王》的上下两章,大概都研究完了,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梁惠王》上下两章的内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当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希望能受重于一个政权,透过这个政权,推行他的思想,对天下,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而他的思想当中,最高的政治原则,哲学基础,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后,从中年到晚年,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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