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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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气象甚好,而不料后来卒作不通。
(被检扣一段)
张邵诸老先生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退下政治斗争的阵来。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我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人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云先生(庸)家聚会来交换意见,交我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经大会通过,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原案附录后面,备读者参考。
西南大后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问题尽不上力,我即决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时,参政会开第三次会。我虽未出席,仍有“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内容是从各地访察得许多事实问题,分别指出建议改善。我的改善兵役运动到此为止。(附录建议案略)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3节 抗战以来自述(14)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我在巡视华北华东起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叙述在这里。此即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之提出。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约在11月间张君劢先生于《再生》杂志发表一文,题为《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内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说到国共长期合作的话,张先生则进一步要求国家统一。仿佛毛先生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先生以为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此文发出以后,各方均极注意,而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我的主张之提出,即有感于时论纷纭,不觉引起我的夙怀。
当时系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为题,写好之后寄《大公报》发表,《大公报》乐于发表,而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那时刘伯闵先生主持检查事,特枉步来看我,解释此事。我又请刘先生介绍我,访叶楚伧先生(当时的宣传部长)面谈一度。据刘先生、叶先生表示都颇同情我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我发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讨论之后,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
今将当时原文大意,分段略述于下:
开首说,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至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些议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做了之后,必可发现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哪里来的?它基于何种必要而存在?中国政党它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们说不要它,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像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现于政治场上。说到种姓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上的基础,是很分明确实的。为了渡达于阶级消灭,而实行其阶级专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虽标榜民族立场,不从阶级说话,然其以一种阶级势力为中心,而压服其余,亦初无二致。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4节 抗战以来自述(15)
社会形势散漫的中国,只能合拢为一,却无法排他而立。合拢为一,可以对外抗战;合拢为一,可以建设新中国。排他便不能抗战,排他便不能建国。
总起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尤其在当前抗战建国大任务之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的。
五段讲:中国政党应走的路。
上面说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好像使人无所适从,其实不然。这中间是有一条路走的,即要从联合求统一。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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