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第32章

天生的模样，比如一副宽边眼镜，一把胡子，这种被全世界间谍用烂的俗套伎俩。陆焉识自从逃亡开始就没有刮过脸，再戴上那副老花镜，因此这个县城的人不再把他错看成七十岁的老右派，而是个八十岁的老寿星。陆焉识来取汇款时，中药铺的铺主正把一张通缉令从门板上撕下来，递给自己正在路边大便的儿子。
婉喻的汇款数目不小，一百元。他买了一套内衣，一套灰色混纺毛料中山装，一双厚实的黑棉鞋，两双棉袜子。县城大街中部有个公共澡堂，里面有着全县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大澡池。池子上架着一块木板墙壁分男界女界，但下面的池水相通，一条毛巾抓不住，就可以漂过界去。池子的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层灰白衣子，跟大米粥上结的粥皮差不多。他在粥皮上打了个洞，才进入热水，等他三个小时后从池子里起来，粥皮又增添了可观的厚度。池子边上坐了一圈泡完澡的男人，一个个都在专心地捉自己衣服上的虱子。热气一薰，虱子在棉衣缝里待不住，也都晕了，一捉一把。不久陆焉识也坐进了捉虱子的群体。到了他穿戴完毕，走到男池和女池之间，在门厅发现一面镜子，尺寸够把他的大个子装进去。若不是他认识自己的大个子，他是不会认识镜子里的人的。做了近十年犯人，这是他第一次照镜子。县城住下的这些天，高原日照给他的面皮正在退去，但又不好好退，鼻尖褪成了浅色，两个颧骨各掉了几块大小不一的皮，周边卷起，用指甲顺着卷边撕，浅色渐渐扩大。泡了三小时的深色表皮其实都泡浮动了，一撕一片。他看着镜子，看着叫老几的人的面皮渐渐给撕去，露出一个光洁些的人面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面，难怪没人拿它跟通缉令上的人面对照。细看撕去皮的地方花斑斑的，像蟒蛇的皮色。他要戴着这样的皮色去见婉喻。然后他开始系混纺呢子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发现领子一边高一边低，系上风纪扣就把前襟扯斜了。混纺面料上一道道折痕锋利，看上去不仅衣服在箱子里长久折叠，他整个人都像给折叠了压箱底压了多年。不过已经很像样了。婉喻的汇款有三分之一花在这身行头上。婉喻隔着几千公里打扮了他。
他坐进一家据说是县里的老字号馆子，给自己要了一份炒豆腐，一个馒头，一个蛋花汤。婉喻隔着几千公里请他吃了一顿这么可口的饭。就在这家饭店桌子上，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连他这个语言博士也拿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写，遣句措辞使他屁股下的三腿长一腿短的板凳跌足顿脚，比他还焦灼。写得饭馆掌柜都心疼灯油了。饭馆掌柜问他还要不要什么吃的喝的，不要就打烊了。他慌乱起来，要了二两烧酒。烧酒喝完，他的信写完了。然后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写上那个信箱的代号，把特意留下的一小块馒头在嘴里嚼烂，又用舌头把它拌成糨糊，封了信封口，贴上了预先买好的邮票。
他把信投入邮局门口的邮箱时，活动了一下由于紧张而抽紧的肩胛骨。他是借了酒劲才完成这封信的。信里说他非常抱歉，不辞而别，请求领导宽恕他没有善始善终地做个好犯人。他说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新发现：在离开青藏公路大约十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种淀粉含量颇高的草。接下去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假如可以用野生牧草提炼淀粉，那么饥荒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毁灭就会小很多。
走在漆黑的县城里，二两烧酒呼呼地烧在他头脑里。这可是婉喻隔了几千公里请他喝的酒。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他在一个车马店后面的草垛里躺了一夜，从草缝里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星星打着寒噤。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是早就注定的，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
第十四节　上海1936
这天的陆焉识穿一件银灰色夹长衫，带着黑色长围巾，就是他在那时代好几张照片里穿的一身。黑色礼帽和窄头的黑皮鞋都很时髦。他的打扮乍看平实，仔细看总能发现一两个细节是上海西人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帽子和鞋子。所以在他不得人心之后，人们就把这些时髦细节联想起来，就想到他天性里的轻狂。他走的这条路是福州路。这是妓馆开张的时分，两个趿拉着木拖板的妓女急匆匆地准备上班了。日本飞机在“一·二八”事变中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上海的这一区少了三十多万本藏书，却添出一批木屐女子。东洋妇人的木屐步态被一些嫖客认为是迷人的，于是贱到“咸肉庄”（注：低级妓院），高到“书院”（注：高级妓院），不少妓女们都流行起木屐小步来。福州路除了妓馆多，书店更多，大大小小有三百多家。所以穷或富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像历朝历代的前辈一样跟妓女们亲密杂处。福州路上的人都是晃晃悠悠地在逛，逛书店常常只读不买，对于擦肩而过的妓女同样可以只看不买，逛逛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陆焉识除了去泡徐家汇的咖啡馆，也常常来泡福州路的茶馆。这天焉识没有逛他爱逛的大中华旧书店和他常买西文图书和《时代周刊》的别发书店，而是走进一家家出售本地杂志的书店。在这些书店里，他找到一本刚出来的《现代杂志》，他化名写的一篇文章被刊在上面，而且刊登的位置非常醒目。其实只需进一家书店，就能证实他的文章已经面世，但他进了十四家书店，把证实重复了十四次。
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那些小城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做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来。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又赞美凌博士用典如田间拾穗，海滩拾贝，轻松自然。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他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