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58章


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
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
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
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
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
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 ” 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
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
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
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
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
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
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
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
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
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
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
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
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
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
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
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
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
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
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
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
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
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
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
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
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
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
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
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
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
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
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
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
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
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
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
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
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
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
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
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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