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第41章


卖的什么药。
纸包里竟全是带壳的花生。
语堂笑着朝学生扫视一番,剥了一个,丢进嘴里,边咀嚼,边开口了,“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说的是英语,很慢,口音地道。
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越发地糊涂了。
林语堂拿着花生绕教室走了一圈,“请吃!请吃!”他博闻强记,一圈下来,班上的同学就认得了七八成。
学生并不真敢吃,大部分只是意思性地拿了一两个。
语堂不理会这些,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哄堂大笑。
林语堂很满意开场白的效果,得意地剥起花生来。学生放宽了心,胆子也大了,陆续地开始吃花生。
课堂变成了茶馆,闹哄哄的。
花生吃完了,林语堂把纸包揉成一团,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然后甩甩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学生们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课真的结束了。他们都说,这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先生。
林语堂遵守诺言,果真上课不点名。
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在当时很突出。教员为了保证到课率,想出各种法子,点名就是强制手段之一。学生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教员斗智斗勇,点完名就溜的也不乏其人。
林语堂反感填鸭式的教育,上课点名更是他最厌烦的方式。
虽然不点名,但是他的课,学生很少逃,还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而来,搬着板凳,坐在过道里听。
这是因为林语堂的课生动有趣的缘故。
林语堂从不使用教科书,而是把报刊杂志上的时政要闻剪辑下来,编成《新闻文选》交给学生作教材。可能昨天报纸才刊了,语堂隔天上课就会详细地讲解。教学内容的新颖让学生们趋之若鹜。
他是莱比锡语言学的博士,讲起文法也比其他教员高明。动词、时态之类的,语堂觉得生硬,很少讲。他也不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要是在文章中遇到了,学生不理解,他就现场举出好几个有名的句子,让学生感觉一下。他最常讲近义词的比较,以中文的“笑”为例,他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让学生体会其中的差别,培养英文的感觉。这么学习英文,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学期下来,进步飞快。
林语堂上课很自由。他没有师道尊严之类的想法,不摆架子,率性而为。他极少一本正经地呆在讲台上,他给的理由是太累了,受不了。大部分时间,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笑话连篇。累了,就依靠在讲台上,权作休息。讲到高兴处,他甚至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有时,他也会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可讲着讲着,两条腿就搁在了讲台上。学生起初大吃一惊,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林语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相面打分。
他的英文课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林语堂经常在课堂上抨击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因而他发明了特别的考查方式。
学期末,别的班上天天开夜车备考,语堂的学生不用。上最后一次课时,语堂端坐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每唱一个人名,学生就站起来。语堂上下左右地打量一番,就像个算命先生在看面相,略一沉吟,就给一个分数。他记忆力很好,班上120多个学生,三五节课下来,有半数就能叫出名字。过了半年,学生上课的表现和英文能力基本摸得清楚。也因为这样,他才敢相面打分。难得有几个吃不准的,语堂就让他们上台来,现场读一段英文,根据水平给分数。
学生们开始很不服气,担心先生按个人喜好评分,后来发现林语堂相面打的分数,十分公正客观,远远超出了笔试考录。
“下流”的林氏家教(1)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长女凤如,次女玉如,小女相如。
“无后为大,不孝有三”,廖翠凤没有生儿子,按老一辈的说法,就是没有为林家后继香灯,所以她难过得要死。廖家的女人笑话她是“只会生女儿的”。林语堂不在乎,总是说:“凤啊,没有关系,我不想要儿子,我才不在乎什么传宗接代!”老三出生后,林语堂就让医生给翠凤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在西医还不是很普及的年代,这是相当极端的避孕法。
林语堂认为时下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都是宝珠、玲玲、或淑娟之类,他的孩子一定要与众不同。凤如、玉如给外面投稿,需要笔名。林语堂兴致勃勃,给大女儿改名如斯,取“逝者如斯乎”之意;二女儿就叫无双;至于相如,“这个名字不俗,不必改。”
玉如不喜欢,说:“无双笔划太多(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而且叫无双,将来会嫁不出去的。”
“这样啊,那你就叫太乙好不好?”
“太乙?什么意思?”
“是天地间的混沌之气,《吕氏春秋·大乐》里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乙’,就是这个意思。”林语堂得意这个好名字。
玉如心里犯嘀咕,“我宁可叫林玉如。”
林太乙没有浪费这个名字,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了著名的旅美华人作家。她曾经是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写了《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书。林语堂著作等身,但靠着林太乙的笔头,后世的读者才认识到一个生活中的鲜活的林语堂。
林语堂写过一副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玉如偷偷在后面加上:“教女儿读书更要认真。”林语堂知道后笑了好久,不停地说:“好!好!”
他从不随便打骂孩子,而是把她们当成平等的生命。一次,家里来了客人,闹哄哄的,玉如睡不着,双腿在床上乱蹬,大吵大闹。翠凤忙着待客,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就打发语堂上楼看看。林语堂陪着女儿躺了一会,温柔地说:“睡不着没有关系,你以为11点很晚了吗?对大人来说,一点都不晚。你听,客人们还在楼下说笑呢。你不要着急,等一下就睡着了。”
到了能走能说的年纪,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各项活动,他说,社会是个大学堂,除学校外,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街上常常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黄包车上拉生意,小孩子不懂,问怎么回事。翠凤说,那是坏女人,过皮肉生涯的,末了加上一句,你们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林语堂却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不得已,才过这种生活的,我们不能看不起她们。
参加文学聚会,林语堂也一手牵一个,一手抱一个。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叫条子”。所谓“叫条子”,就是客人圈画妓院放在茶楼的花名册,叫人拿去,被叫的姑娘就会应约出场。语堂自己不圈,让孩子们圈。可他少不更事的宝贝千金懂什么,略小一点的连识字都不怎么会,多半是乱画一气。姑娘们来了,女孩子们就得意地说:“你们是我叫来的。”
林语堂写作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正儿八经的,廖翠凤都不敢入内打扰。但对女儿,他下了特赦令,允许她们胡闹。他说,只要没有字的地方,你们随便画。有些涂鸦之作,语堂觉得童趣盎然,就登在《论语》作小插图。
有一回,玉如问他:“爸爸,别人的爸爸都上班,你在干什么?”
“写作。”
“为什么写作?”
“因为我有话要说。”
“我也有话要说。”
林语堂望着女儿,顿了顿,没有说话。
过几天,玉如早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唧唧喳喳地说今天搭车,车里好闷热,后来开窗淋了雨,觉得好舒服,似乎飞到天上去了。
林语堂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问我为什么写作,我说我有话要说,你说你也有话要说。”玉如茫然地点点头。语堂认真起来,“做作家,最要紧的就是对人,对四周的事物抱有刚出生孩婴儿一般的兴趣,要有自己的体悟和看法。要不然,谁会听你说?你看,你就不肯多听周妈的话!你说,今天在车上淋了雨,感觉很痛快,你何不把这样的感觉写下来?真的写下来了,就是好文章。”
玉如按作家父亲“说真话”的原则写了篇小作文,讲周末去“灌音”的事。“灌音”就是对着麦克风讲话,录在片子上,回家用留声机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这很希奇,当然是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兴趣浓厚的父亲所为。但是学校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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