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10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9）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这种反抗在苏联搞集体化的时候同样大规模地出现过。由于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受到了富农的强烈抵抗，这些人带头宰杀牲畜，从1929年到1933年间，全苏联的马和羊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牛和猪减少了近一半。苏联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几十万户富农的生产资料、贵重物品和不动产被没收，并被强行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他们中有不少人因为反抗而被枪毙，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死在前往西伯利亚或北极的途中。只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各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宣传物中所知道的，仅仅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没有人能够惊曝内幕。为了学习苏联集体农村的经验，1952年，中国曾经派一支农民代表团考察苏联，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农民，看到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以及集体农场里一应俱全的公共设施，难免羡慕不已，近乎不约而同地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的相关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经济”在实施过程中沾染了不少强制色彩。今日中国拆迁运动如火如荼：“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的？”已为人所不齿，而当年山东曹县的入社口号就是“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什么人”。据曹县县委事后的统计，全县有80％的社是在直接、间接的威胁下办起来的。在山西广灵县，有一个村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县里派来的干部在会上要求70％的农户入社，为此整整开了半夜会，谁报名放谁走。如此光景，难免让人想起袁世凯当年搞的总统选举，如果不投袁世凯的票，列位就只能守着票箱饿肚子，谁也不许回家。　
我因为年纪小，没有机会参加“生产力暴动”，但是温柔的反叛还是有的。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颗粒归公》，讲的是“泥人张”创作了一件很有时代特色的泥塑：一位怒目圆睁的佤族少年，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姿势将一篮子稻穗高高举起，以驱鹅护粮。那个年代，语文课首先是政治课。那难得一见的动漫效果，让我对年少时所受到的公有化教育有了深刻印象。虽然并不知道那个“颗粒归公”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但是在此前后几年间，和绝大多数乡下孩子一样，我也是身体力行，对那个时代投过反对票的。比如在寂静的夏天，在社员们忙完收割、打完谷子之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便时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三五成群地跑进稻田，像工兵排雷一样捡拾大人们落下的谷穗。只是，那时候的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劳力士”与“苦力士”，带着人类亘古有之的自私的本性，都忘记了公家的仓库，待到吃饭收工之时，便直接提着那小捆的稻穗回家喂鸡去了。　
《论人民公社》　
2010年12月的《炎黄春秋》介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兰州大学《星火》杂志的作者们对农民的关注。在《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等文章中，作为有知识的“农民的儿子”，他们认为“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他们看来，“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级——农村无产者。”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0）
这些农民之子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即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即五十年代初，董时进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反对土改，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制，这在先秦就已经消失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当全国的田地都归政府管理时，由政府组织集体农场时，农民都变成政府的雇工，成群结队地为政府耕种。收获物除一部分用来养活农人而外，其余全部都须缴给政府，供给城市人民、工厂工人、公教人员、军队等食用，以及运输出国。　
为此，董时进打了一个比喻：　
现在政府对贫农说：“来，我分给你几亩地，一个犁头，一头耕牛，你去好好的耕种。”政府把田指给农人了，把牛和犁也交给他了，农人感谢了政府的恩惠。同时，政府对耕牛说（至少是在心里面那样说）：“来，我分给你几亩田地，一个犁头，一个农人，你快去好好的耕种。”牛也会感谢政府的恩惠吗？当然人们知道牛是不会感谢政府的，因为分给牛几亩地、一把犁和一个农人，对于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分给一个农人几亩地、一把犁和一头耕牛，对于农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农人只是替政府耕种，自己并得不到好处，还不是和牛马一样吗？名义上说是把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和把地分给耕牛有何分别呢？　
发现董时进　
接下来有必要对董时进做一点补充。无论读者是否赞同董时进的观点，我不得不说的是，发现董时进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意外收获。至少，我看到一个我所期许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品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或缺的。　
谈到中国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2008年我开始写有关董时进的文章时，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的董时进渐渐湮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并且很快断定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其身折射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1）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对董时进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印象最深的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我还特别提到这场“笔战”。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