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12章


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党,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 
我没有和我父亲一起去香港。他是一个人先去的,不久后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念书。1950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以家人团圆为由,跟家里的一位朋友赶往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我进不去香港(九龙新界)。那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先进了新界,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正好我父亲认识当时正在香港做研究的加州大学中国史教授 Joseph Levenson 夫妇。多亏他们的帮助,我才进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951夏季我们一家到了美国,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居住。最开始我父母和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点书信来往。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大陆的亲友就不敢再通信了。我父亲在美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来往的人里主要有胡适、蒋廷黼、赵元任、张君劢、张禹九(张君劢弟弟)、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鉴治等老朋友,此外还有几位他以前的学生。他那时候的收入几乎全靠写作和演讲;谈的主要还是些中国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做过美国政府农业方面的顾问,我想是一些人的想象。他只是在加州大学做过短时期的研究。 
在当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是难民,在念大学或是才开始工作,少有能力资助他。初来美国生活不易。刚到美国时我去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院 Manchester College 念书,有点奖学金。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多久我又回到了加州。那时正值韩战,美国军方需要大量汉语人才,我就开始受雇于美国陆军语言学校,专门教美国军人汉语。那时我们中文系有近九十多位教员,系主任是音乐教育家李抱忱。这样就解决生活问题。另外就是我母亲也画油画赚点钱。她曾经跟徐悲鸿学过画,参加过画展。我们还开过一年的小铺子,卖点吃食,勉力维持吧,算是没赔也没赚。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4)
由于经常外出演讲,我父亲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奇怪的是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台湾,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他认识的人。大陆开放后我父亲回国几次,对于大陆的开放改革抱以很大的希望,结果使得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我父亲去垫江老家看过我祖母的坟墓,不过据他说坟墓是地方当局临时做的! 
说到江西,我父亲是1934年到的南昌,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农业院在南昌城外三十华里的莲塘,那里建得很现代化,有自己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据我现在的了解,那个农业院可能集中了那时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研究人员。好像当时国民政府也想把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先“改良”的事情就是停止每周一的“纪念周”。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周么?就是全部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是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党)歌,然后是“领导”训话或是讲话。我父亲最讨厌这些,所以一上任就把升旗、“纪念周”等活动全部取消。国民党也没管他,那时江西省的省主席是熊式辉。记得有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看农业院,从此我父亲跟林森结交得很好。在抗战时,我们还去过住在歌乐山的林主席的家。 
另外,我知道的就是我父亲做院长时很严肃。有一次农业院一个同事结婚,众宾客闹新房,热闹得很。可是我父亲一来,就没人闹了。他要大家闹,可是没人闹。他待了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他一走,大家就又开始闹了。我记得我母亲四十岁生日那天院里的同事(都是我们的伯伯、伯母、娘娘)来庆祝。好热闹,好开心!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那么开心热闹?因为我父亲外出不在家。 
再后来,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农学院恐无法继续维持,我们一家便在1937年陆续离开了。经长沙、武汉乘船回到重庆。我父亲留在莲塘直到年底。说到抗日,当时的南昌市长朱有骞是我的舅舅,他是工程师,做过南昌市工务局长,好像也协助过建立马当要塞,抵御沿江上来的日本军舰。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你文章里写到的我父亲跟胡适辩论抵抗日本的事,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现在看来,我站在胡适那边。我从小在北京上幼稚园,就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不过什么是军阀,我就不懂了。反正知道日本不好。有一次在北京跟父母游中山公园(北海?),看见一小群穿着很整齐的人,说是日本人,我就要去打他们。记得战争开始,那时我才八岁,就开始每天看报,看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了解战争情况。 
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很难说简单。我父亲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20岁左右到美国留学。你在《两户人家》可以看到,他在去美国前依父母命结了婚。我母亲两岁时就做了孤儿,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好在有姑父熊希龄的照顾。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四川人。可是我母亲到底是五四时代的人,认识我父亲后就一定要跟我父亲结婚。那是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农学院教书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都很反对。由于姑父熊希龄的原故,在北京时她一直和几个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就连跟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是如此,生活得极为愉快。我母亲去世前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顺便提一下,熊希龄的事可以说的太多了,他的一生很值得研究。他的大女儿熊芝嫁给我的舅舅朱霖。熊芝的英文名是 NORA,是易卜生《傀儡之家》的主角。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5)
说到家教,我母亲没有刻意教我们几个孩子如何做人,倒是给了我们不少好书看(我记得有希腊神话故事),好的唱片(我现在还记得,也还会唱一些从唱片里学到的歌)。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的是“幼稚教育”,她教我们唱歌。 
在重庆沙坪坝,我最开始读的是南开中学。我喜欢南开,但没有念完。我个子比较高,坐在最后一排,可是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又不愿意戴眼镜,同学会笑戴眼镜是“四眼狗”。因为担心数学过不了关会留级,我就转到中大实验班去了。转学时有个智力测验,人家发现我英语不错,就收了我。除了英语,我对政治也比较感兴趣。当时主要订了两份报纸——《中央日报》和《新华报》,不过也经常换。我当时的立场是“反共但是并不拥国”,有点倾向于“第三势力”。南开中学那时候倾向国民党,蒋介石也喜欢来南开中学看看,当时抗战正酣,我们学生也很拥戴他。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跑过去向他敬礼,那时穿的都是童子军装。但是,自从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政治书,我对民主开始倾心。1946年春天到了上海后,我的政治观比较确定了,属于民主外加社会主义,算是费边(Fabian)社会主义吧。我在金陵大学读的是外语系,那时候还经常写信给家里,有时也会批评共产党,弄得我母亲很担心。我特别注重于戏剧文学是受夏济安(就是著名的夏志清的哥哥)先生的启发。我总是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所发表过的讨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论文都是跟当前政治有关。 
1982年以后我先后多次回大陆,主要是参加一些研究性质的事情。有几次回四川及重庆,跟老家的人团聚。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家事。记得我读初中时,当时家在重庆的井口,我父亲买了一个农场,里面多半是果树,有苹果、桃子、蟠桃、柠檬等等,现在都没有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揭疮疤,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过去的苦难太多了吧。 
我父亲1984去世,我母亲1987去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董保和(妹),董保峨(弟),董保嵋(妹)。董保嵋是临床心理专家,于1996年因肝癌去世。我们都是在1951年感恩节那天到的美国。 
我父亲共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老二董时敏,也就是在重庆的董保静的父亲。你看《两户人家》中董可法(即我父亲)的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些。此处我不愿意多说。老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四年前在成都去世。老四董时光,极为严肃,也有幽默感。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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