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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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7)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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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乎在安抚咸丰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广州周围的团练在奏折公文上的数字已经达到数万,但始终没有发起对广州城的进攻。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城陷的消息,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快就传到上海,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宣布了一项让英、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
“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2)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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