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26章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第五章　轻与重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