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传奇》第4章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还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也都放回来了嘛。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相信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