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不明》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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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博士比尼达姆更聪明些。希拉里偶尔同他交谈了几句。他也是全神贯注于工作，非常满意于他的工作条件。但是，他那好奇的法国式的才智导致他猜测和考虑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坦白地说，不是。”他有一天这么说，“这话在你我之间说，贝特顿夫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监狱般的生活。但这确是监狱一般，尽管囚笼上厚厚地镀了一层金。”
“这里几乎没有您来寻求的自由？”
他瞧着她很快地苦笑一下。
“不对。”他说：“您错了。我其实并不是来寻求自由的。我是一个文明人。文明人明白：根本没有自由这玩意儿。只有那些年轻、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才把‘自由’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得当的安全机构。文明的实质就是说生活方式应该适度，即中间道路。人们总是要回到中间道路上来的。不，我坦白对您说，我来这儿是为了钱。”
希拉里笑了，她的眉毛挑了起来。
“在这里，钱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以付非常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费用。”巴伦博士说，“我不必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可以为科学服务并且满足我个人的求知欲。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但是我爱它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经常发现那些为人类工作的人有些呆头呆脑，工作起来也不能干。不，我所欣赏的兴趣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此外，我离开法国前已经得到一笔巨款。这笔钱用另一个名字定期存在某银行。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可以对这笔钱随意使用了。”
“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希拉里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结束呢？”
“一个人应该有常识。”巴伦博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长存的。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疯子经营的。我告诉您，一个疯子可以有逻辑头脑。如果您有钱，有逻辑思维，并且也是个疯子，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渡过您的幻想世界。但是最后，”他耸耸肩说：“到后来一切都要毁灭。因为，您知道，这里进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来算账。在当前，”他又耸了耸肩说，“这里对我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个托基尔·埃里克森，希拉里曾以为他会幡然悔悟，但看来他对此地的气氛十分满意。他不像上述的法国人那样实用主义。他过着自己那种专心致志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对希拉里来说是太生疏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种世界观对埃里克森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幸福感，使他沉醉于对数学的计算之中，并幻想了一连串无穷尽的可能性。此人性格上的古怪和粗暴使希拉里害怕。她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唯心主义的一念之差中，他宁可让四分之三的世界毁灭，留下四分之一来实现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希拉里同那位叫安迪·彼得斯的美国人谈得来。她想，可能因为彼得斯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不是天才。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他是他那一行中的第一流人物，一位谨慎而熟练的化学家，但不是这门科学的先驱。彼得斯同她一样，厌恶并且害怕这个地方的气氛。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以为我知道，但是我错了。政党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这里是在单独演戏——可能是法西斯的戏。”
“您不认为您这样说是随便扣帽子？”希拉里说。
他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
“可能您是对的，”他说，“说真的，我们随便乱说，毫无用处。但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想离开这儿，并且我一定要设法离开此地。”
“不那么容易吧。”希拉里低声说。
这是他们晚饭后在屋顶花园的喷泉旁边进行的谈话。星光灿烂的夜晚，使他们感觉好像漫步在阿拉伯国家某一君主宫殿的花园里，混凝土的楼房已经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不容易，”彼得斯说，“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但是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
“我很爱听您这么说，”希拉里说，“啊！我真爱听您这么说。”
他同情地看了看她，并问：
“你感到沮丧了吧！”
“当然，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
“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呢？”
“我害怕的是对现状安之若素。”希拉里说。
“是的，”他沉思地说，“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这里好像是在进行某种集体思想工作。我认为您害怕是有道理的。”
“依我看来，人们起来反抗更为自然。”希拉里说。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事实上我曾考虑过一两次这里是否在搞什么小小的鬼名堂。”
“鬼名堂？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坦白地说，使用毒品。”
“您的意思是指某种麻醉品吗？”
“是的，您知道，有可能。放些什么在食品和饮料里。这点可以使人们导致……我怎么说呢……驯服？”
“有这样的麻醉品吗？”
“这个，这实际上不属于我的知识范围。有种药服下可以使人镇静。在动手术前可以使他们服服贴贴。至于有没有一种长期定量服用的药——同时又不影响工作效率……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驯服的效果是通过思想工作而产生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里有些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精通催眠术和心理学，并且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福利和如何达到我们最终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的建议，所有这些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您知道，用这种办法可以干出不少名堂，特别是这些人很善于干这一套。”
“但是我们不能屈服！”希拉里生气地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件好事。”
“您丈夫是什么看法？”
“汤姆？我，啊……我不知道。这太难了。我……”她说到这就沉默了。
她不可能把她离奇的一生告诉现在正在和她谈话的男人。十天来她一直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睡在一间卧室。夜里她睡不着时听到他在另一张床上的呼吸声。他们两个都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安排。她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一个间谍，随时准备扮演一个角色，冒充另一个人。她对汤姆·贝特顿毫不了解。对她来说，贝特顿是个惊人的典型实例，说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个令人神经衰弱的环境中度过了几个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他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他的命运。他不但没有兴趣干工作，而且她感到他对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日益感到烦恼。有一两次他重复了他见到她的第一个晚上所讲的话。
“我不能思考问题。好像我的一切都枯竭了。”
是的，她这样想，像汤姆·贝特顿这样真正的天才最需要自由。对他来说，思想工作并不能弥补他丧失的自由。只有充分的自由，他才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她想，他是一个神经即将错乱的人。他对希拉里也是漠不关心。她对他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朋友。她甚至怀疑他是否意识到并为他妻子的死亡感到痛苦。他脑子里经常想的是被囚禁这个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一定！我一定！”
有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这里是这个样子。我怎样能从这里出去？怎样出去？我必须出去了，我就是一定得出去！”
这同彼得斯曾经说的话实质上一样，但有很大的不同。彼得斯的话像是一个有为、义愤填膺、幻想破灭的人所说的，他自信要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斗智。而贝特顿的反抗像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人，只是疯狂地想逃。希拉里突然这样想：也许她和彼得斯在这里呆上半年后也这样。也许一个人一开始充满强烈的反抗，并且对自己的才能有非常合理的自信。到后来却变得像陷阱里的老鼠那样绝望。
她希望她能向她身边的这个男人说出一切。要是她能这样说多好：“汤姆·贝特顿不是我的丈夫。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不了解他来这里以前的情况，所以我是蒙在鼓里。我不能帮助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和说些什么。”但是，她却只能很谨慎地说：
“对我来说，汤姆现在像个陌生人。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