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29章

7月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这个电文出自梁启超之手：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在段祺瑞讨逆军的攻势下，辫子军不堪一击。双方7月7日交火，7月12日即告战事结束。整个战斗一共六天，其中有四天没有对阵，实际只有两天。张勋那十个营的六千辫子军，战斗一开始就被策反了六个营，只剩四营兵力挣扎顽抗，很快就一败涂地。
这场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有军事史意义的事件：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弹，这是中国第一次空军作战，轰炸的还是皇宫。秦国镛一共向紫禁城投弹三枚，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吓得宫中的溥仪、太妃和“大臣”魂飞魄散，纷纷扎进床下。这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水池一角；一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把几个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吓个半死。
张勋兵败如山倒，慌了手脚，立即打电报给各省督军，要求他们履行徐州会议的承诺，赶紧发兵增援。可是，哪里会有人理他？10日，张勋再发一电，大骂徐州会议参加者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眼见四面楚歌，张勋想到自己还有个“法宝”，那就是徐州会议后大家签字赞同复辟的那块黄绫子，各省督军，以及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大名都还亲笔签在上面呢。张勋11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扬言要公开名单。不料等到要找出黄绫子的时候才知道，它已经被北洋的人以二十万大洋从他的参谋长那里买走了！
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说：“你们个个聪明，只我是个傻瓜，复辟成功，大家加官晋爵，失败了我一人受罪。好，不用你们干着急，这事与清廷无关，是我张少轩一人干出来的。成功了，皇上老子坐龙廷，现在失败了，由我一人负责，要杀、要砍都可以，怕什么！”
从7月1日到12日，十二天时间，这场荒诞无比的复辟闹剧就结束了。
败得这样快，固然首先是复辟与时代不合，张勋在实际施行中的头脑简单也是一大原因。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可能不至于这么稀里哗啦、荒唐现眼。康有为的意见是：在政制上，“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更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在军事行动上，康有为建议“布置要严密，徐州现有兵力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其余分扼津浦铁路，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扼京奉铁路。”这番建议，比张勋的带着区区六千士兵、要全盘恢复封建帝制高明得多。
复辟失败，复辟派树倒猢狲散，康有为剃掉头发，躲进法源寺做起和尚；杨度一溜烟跑到上海，做起“名士”。倒是被“封”为“法部尚书”的劳乃宣，在大堂上刻下一行“生是法部官，死是法部鬼”的字句后，在法部大堂悬梁自尽。
昙花一现的复辟梦破灭，溥仪又伤心又害怕，放声大哭。
黎元洪鲁莽失计，征召张勋进京，惹来这弥天大祸，自感再也没脸当大总统，就辞去职务，搬到天津私宅养老，从此基本消失在民国史上。
段祺瑞迅速平定复辟，在一片“再造共和”的钦赞声中，于7月14日雄赳赳回到北京，复任国务总理。
祸首张勋，被德国使馆派出汽车接走，送到荷兰使馆躲避。张勋又蹦又跳，决心以死相争，最后还是几个洋人七手八脚死命把他塞进汽车。
这场闹剧，形同儿戏，性质却极严重，因为关乎国体；同时，这十二天的闹腾，让中国的首都在国际上出尽洋相。北洋政府说张勋不是政治犯，而是国贼，要求荷兰使馆引渡张勋。而张勋在使馆内声称他依然握有北洋政府要员怂恿、参加这次复辟的八十二件证据，并命部下着手编写徐州会议回忆录，以表示这件事北洋政府同样有份。
在荷兰使馆内，张勋为了便于逃出国，在荷兰公使的建议下，“辫帅”居然剪掉了他爱如生命的辫子。他对小妾说：“以前不剪辫子，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要去入外国籍了，就剪掉！”也就是说，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民国一员；他说的“中国”，其实就是大清国。
段祺瑞投鼠忌器，也不敢对他逼得太狠。也许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军阀，如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恢复张勋的自由，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于当年10月22日下令赦免张勋。
张勋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发还了财产。
晚年的张勋，对忠君、复辟的顽固思想和荒诞行为也有所反思。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对关于他企图再次复辟的凭空指责，他辩诬说：“……至于往事（指复辟），在勋感受旧恩，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这位一手导演了民国最大闹剧的粗率武夫，此时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他有时也和人饮酒赋诗，但遇到有人问起当年复辟，都只淡淡几句，不再多谈。
从一名书童出身的士兵，当到清朝的高级军官，金银美女，无所不有，张勋深感皇恩浩荡。报恩，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心理动机，支配了江西农家子弟张勋几乎一生的思想行动，而不管公意公理、历史趋势和时代大潮。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论，可算公正、体贴、豁达。
1923年9月12日，张勋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岁。为了表彰他忠于清室，溥仪赐谥“忠武”。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是否还会涕泪横流，伏地大呼“虽肝脑涂地，无以报也”？
南北草莽：“广西王”陆荣廷与“山东王”张宗昌
民国前半期的历史，几乎就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这一时期与风烟四起的清末相连续，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混乱底色。
在那个大乱世中，有一批说家世没家世，说文化没文化，说才干似乎也谈不上正经才干的人，凭借机遇、胆略以及仗义、残暴、狡诈等等好坏交织的个人品质，一路驶过历史那暗礁凶险的曲折河道，登上了一个个重要位置。
草莽出身的军阀，在民国史上为数不少，这里重点讲述的两个——陆荣廷和张宗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毫无依靠的微寒出身，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留下了许多掌故轶事。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也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十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关于“山东王”，人们也许更容易想到那位据说以“草包”而闹出奇多笑话的韩复榘。同样，在韩复渠之前，还有一个独霸山东三年的张宗昌。张宗昌在做“山东王”期间，对山东控制之紧，摧残之烈，在各地多如牛毛的割据军阀中都十分罕见。
时间的河流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洗成了苍白干瘪的符号，曾经在地方风云一时的土皇帝陆荣廷和张宗昌到今天也就留下一个“军阀”的历史信息。如果要说出他们有什么众人皆知的后世功业，那就是，陆荣廷把一直在桂林的广西首府迁到了南宁，一直延续至今；张宗昌则创办了山东大学，这所高校现在是全国一流的大学。
陆荣廷和张宗昌不是一辈人。陆荣廷出生于1859年，比和鲁迅同年的张宗昌大二十二岁。这两代军阀所走过的道路，正好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乱世中国的一个切面。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