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13章


当年,空军和海军都有核武器,所以陆军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陆军的宝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连的卡车和拖车身上,样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笨重的贝尔莎大炮差不多。俄国人显然想知道我们的280配置在什么地方,以便在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时摧毁这些大炮。因此,这些大炮由拖车拖着在德国森林周围转来转去,让俄国人摸不着底。每门大炮随时由一个步兵排负责警卫。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布置一项秘密任务。我这个排被挑选出来警卫一门280。我心情激动地动员了全排,然后给我的9毫米口径手枪装上子弹,跳进吉普车,奔赴营部去受领任务。我为警卫一门能发射核弹头的大炮,感到很兴奋。
我走了不多远,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枪。它不见了。我吓得发呆。在陆军中丢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头找手枪,还是继续驱车前进去受领任务?一时拿不定主意,心乱如麻。最后,我认识到我必须通过无线电话向米勒上尉报告这一情况。
“鲍威尔,你还在路上?”他问。
“是的,长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枪丢了。”
“你说什么?”他难以相信地问道,没过两秒钟又接着说,“好吧。继续执行任务!”
在营部受领任务后,我开车返队,忐忑不安地寻思着自己的命运。刚驶过一个德国村庄,就发现米勒上尉坐着他的吉普,在一片树林边上等我。他招呼我过去。“有件东西给你。”他说,他递给我那枝手枪。“它从枪套中掉出来,让村子里的孩子们捡到了。”孩子们捡到?我打了一个冷战。“是啊,”他说,“幸好他们刚打出一发子弹,我们就听见了,赶快把枪要回来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发软。米勒说:“看在上帝分上,孩子,再别出这种事了。”
他开车走了。我查看弹夹,是满的,没有打出过子弹。我后来得知,手枪是我出发时掉在我房间里了。米勒编了孩子们捡枪的故事,是为了吓唬我,今后好小心一些。他从来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这种事,上级就会进行调查,请律师,大概会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一个致命的污点。米勒却不是这样,只编造了一个故事。他显然〃奇〃书〃网…Q"i"s"u"u"。"C"o"m〃是想过:我手下来了这个一般还算能干的少尉。他有时毛手毛脚,出点差错,我得给他一点教训,吓得他屁滚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别让他的前程刚开始就毁了。
米勒这种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有时并不符合条令规定,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当人们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掸掸他们身上的灰尘,拍拍他们的背,推他们继续前进。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别的上司把我扶了起来。例如:在开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这个排的火车票弄丢了。我和全排的人搁浅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时又是他们扶了我一把。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些难堪的事。现在写出来,也许会帮助年轻军官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是毫无麻烦的一帆风顺。
驻德美国陆军的任务是扼守GDP防线,即“总防御计划”防线。这道防线自北而南纵贯福格尔斯山脉的富尔达峡谷,这一峡谷也是铁幕所经过的地方。我们师的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每一枝步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辆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来抗击由这一峡谷蜂拥而来的俄国人。我们排负责防卫这防线上的一小段。为什么俄国人会来?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这个小尉官的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在那前一年,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空间领域跃进了一大步。他们封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我们常规武器不如俄国,只好依赖我们的核优势。对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线上我们兵力单薄,一旦俄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顽强战斗,抵挡一阵子然后撤退,观看核浩劫来临。
第二章我当了兵(5)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参加两位大学时好友——克里斯和多纳?奇泽姆——的婚礼,看望我姐姐那个新出世的小女儿莱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国之前,我们商量过结婚的事。如果结了婚,她打算留在纽约,把护士学校念完。我则返回德国,再干16个月,这对于新婚者将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一天深夜,我们在家里的地下室谈了很久。我小心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却叫我吃惊。他认为我还不到时候。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从来不曾如此干脆地反对过我的想法。家庭的态度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休假期满,我返回部队,仍是一名单身汉。
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晋升,成为中尉。只要我服役18个月没出麻烦,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这一晋升。
我在德国时第一次亲自处理了一件军法问题。那一案件的由来是:美国陆军3名卡车司机在驾车返队途中开快车,把公路变成了赛车跑道,争相超车。这些车都是5吨卡车,其中一辆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大众”牌小汽车,撞死了里面的3个德国平民。上级指定我对这3名司机提出起诉,以杀人罪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那3名汽车兵请了一位文职律师为他们做辩护。
我从零开始,一头扎进这个案件,查清事实,钻研有关的法律。我还没有当过地方检察官哩。开庭那天,我走进审判庭的帐篷,尽管只是一名年轻的步兵中尉,还是沉着地对付被告的专业辩护律师。最后我的起诉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机的领队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时,我感到不但学了军法知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担任过领导工作。转入现役以后,我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处理问题大多是按刻板的规定办事。到了这一次审讯,我几乎是头一回要自己动脑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独立思考。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头绪,再明确地有说服力地加以陈述。
在我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除了这次办案,我还担负过几次临时任务。有一次,我被指定为全师手枪射击代表队队长,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还被抽调出去指挥一个仪仗队达两个月之久。我曾奉调到旅部当副官。这样调来调去,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脱离正业。然而,上级给我的鉴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尔弗里德?莫尔斯上尉写的:“鲍威尔工作努力,坚定刚毅,办事妥善,能与各种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在军中有无限发展前途,应加速培养。”这时我才22岁,已经被“器重”了。这一鉴定使我有点飘飘然,可是6个月之后,又一鉴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后备役军官都是很随和的,可是我碰见了一个例外。当时,我刚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营D连的连副,新连长尚未到任。当我们得知谁来当连长时,几乎引起一阵恐慌。他名叫威廉?C。 路易塞尔,西点军校出身,还在西点当过战术教官。连里有的年轻军官是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尔到任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强硬、苛刻、精明,有时几乎不通情理。
我在装甲运兵车的事情上尝到了路易塞尔的厉害。我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全连的装甲运兵车永远停放得当,要头朝山下,每辆车的左前角必须与另一辆车的右前角取齐,以便随时准备好一齐出动冲向红军。路易塞尔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用测量仪器检查车辆是否整齐,要是发现有一辆车一个角没有对准,我们就会被训斥得狗血淋头。
一天,我在值班室给本连一名军官打电话,因为着急而大声嚷了起来,恰好路易塞尔进来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一边,狠狠斥责了我的行为。此后不久,我读了他给我写的鉴定,其中写道:“他脾气急躁,尚能努力控制。”这句话在外行人看来也许算不上灾难。但就鉴定用语而言,这是对我的严厉批评。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这是我的鉴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批评。路易塞尔把我叫去,让我坐下,又提起我打电话发火的事。他告诫说:“你对我或者对任何人都决不要那样耍脾气。那样耍脾气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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