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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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听说我在为总统起草讲话稿，就告诉我说，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鉴于他和舒尔茨当初是反对这项计划的，我就设法争取总统为这两个不情愿的参与者讲几句开脱的话。我们建议总统这样说：“然而，仅仅为了公正起见，我必须说，（托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曾大力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委员会说这两位部长没有对总统给予支持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反对这项计划，他们确实是支持我的。我现在发现，这两位部长也被排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会议之外，排斥他们的正是不让我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情况的那些人，所用的办法也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办法。”在我参与起草的最后一次草稿中，这些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3月4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这大概是他所发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讲话了。总统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没有用武器去换人质。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图告诉我，这至今仍是真话。但是，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这不是实情。正如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一开始是要在战略上对伊朗作些松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变成了用武器交换人质。这是违背我自己的信念、违背政府的政策，也违背我们最初想要实施的战略的。这种事的发生有其原因，但是没有借口。这是一个错误。”
然而，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那一段却被删掉了。它是被里根的政治顾问们枪毙的。他们认为这段话会冲淡讲话的主要思想——即总统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很不高兴。不过，10天后，总统在每周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至少说了舒尔茨国务卿和温伯格部长“曾竭力劝我不要实施这项建议”这样的话。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罗纳德？里根虽然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余下时间内，我们学会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像躲避毒草一样。如果有谁无意中碰到了这个导火索，里根会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20分钟，讲为什么这个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换人质，讲我们怎么知道伊朗没有温和派？
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个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创造的东西方关系的新势头。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后变得更加混乱的中美洲的混乱局面。最后是中东问题。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人质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隐蔽地点，尽管已经把武器交给了伊朗。
为了履行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我们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缭乱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名册上再增加一个单位。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负责把各部门的立场汇总起来交给总统考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于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吸收的是一批比内阁部长低一级的出色高级官员。具体成员如下：来自国防部的是里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亲兄弟或保镖在我身边。来自国务院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迈克？阿马科斯特。阿马科斯特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当过白宫研究员，我们已相识多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先是约翰？莫勒林中将，后来换成曾接替我担任卡卢奇军事助理的乔恩？豪海军中将。豪还当过国务院军政事务局局长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该局第三号人物迪克？克尔。布什副总统的安全顾问唐？格雷格也参加了。视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有时还请一些其他的人参加，但以上人员是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华盛顿“环内”工作的各种奥妙。
我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10天之后，1月12日那天，波斯湾局势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组的主要议题。政府各部门都接到通知，从今以后，美国同伊朗之间只存在一条联系渠道，那就是国务院。军火掮客及背着糕饼和圣经（奥利？诺思一次秘访德黑兰时就这样干过）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今后一律不得代表美国讲话。我们还明确宣布，在武器禁运仍然有效期间，美国连一个弹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鉴于波斯湾石油的自由运输对于我们有如经过动脉输送的血液一样重要，对于伊拉克和伊朗对科威特油轮造成的威胁必须予以对付。我们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为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从而把这些船只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愿意作出响应。以前不曾有、而我们竭力要确立的是一项人人都理解并同意的政策。由于总统采取消极的态度，以前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绕过他的权限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于温伯格和舒尔茨总是有摩擦，我们常常是吵架多于合作。卡卢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内阁帮助制定、得到总统认可并且得到国会理解的明确的立场。
例如，几个月之后，当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飞鱼”式导弹击中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了一项既定政策，我们就不必向国会解释为什么那艘军舰会呆在那里了。那次袭击是个不幸事件，有37名美国水兵丧生。但是，这个不幸事件是发生在实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总目标——使石油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过程中。当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波斯湾撞到一枚水雷的时候，我们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机对付过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也是在同样政策背景下——保证石油运输不中断——发生的。以前就没有这种前后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这场灾难。政策研究小组成了我们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对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个大问题是对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斗争的孔特拉怎么办。奥利？诺思为孔特拉安排的那种避开国会的一项禁令的后门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处的根源。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孔特拉事业的正义性。然而，在应当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问题上，政府内部、乃至在支持他们的人中间，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孔特拉对于继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旁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他们在国内实行民主，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卡普？温伯格则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态看待孔特拉，把他们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的圣战者一样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战士，他们为解除马纳瓜的桎梏而做的认真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我喜欢从基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一个叫艾伦？菲尔斯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特工组组长，负责向孔特拉供应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食品药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问菲尔斯：“孔特拉最终能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他说，充其量也许能有1。5万人。“这样一支部队有希望从山里出来，打败桑地诺军队吗？”菲尔斯说，根本没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没有可能站起来支持孔特拉？”菲尔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孔特拉是一张用来施加压力、促成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牌，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雇了一个名叫何塞？索尔萨诺的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来做我们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何塞管我叫“我的将军”，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同将军打招呼的。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迈阿密会见他们的一些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我见到的人可谓良莠不齐。孔特拉的军事司令恩里克？贝穆德斯上校作为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真正的自由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桑地诺分子接管权力的时候，不收容的腐败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而已。有人形容他们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东西方两极分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什么人都不嫌弃的。
我同何塞？索尔萨诺以及白宫的两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顿和艾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