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5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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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国民捐
武昌，红楼。
李想的身子斜靠在沙发上，没有焦距的双眼看着天花板。坐他右手边的黎元洪挺着肚子，一副耐心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的样子。
孙中山上身微微前倾：“……北京与四国银行签署了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该章程规定，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由银行和中国zheng府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签押向银行提款、拨款的一切支票，而且规定：关于各省发给军饱及遣散军队费用，须由该地方军政府备三联领饷清单，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军官及该地方海关税司会同签押，并须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这就给了列强以监督中国财政，甚至监督中**队的特权！”
黎元洪毫不迟疑的顺着孙中山口吻说道：“若果监督，则应拒之。”
李想目光悠悠地望着天花板，良久才叹道：“中国历来用款习为冒滥，不止洋人看不惯，我也看不惯。监督是为了杜绝贪污，是好事……”看到孙中山脸色变了，李想赶紧转口风道，“但是，也不能让洋人监督！”
“当然不能让洋人监督！”孙中山颜色霁和，点头微笑起身离开沙发道，“倘四国利用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国中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
又要搞募捐！李想忍不住偷偷的撇嘴。
“我与克强兄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由克强兄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五百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十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孙中山兴奋的说道：“发动民众，既可以聚集财富，又可以发扬爱国情怀，一举两得。”
黎元洪不禁追问：“先生相信中国民间之多财？”
孙中山微笑道：“中国窖藏资财甚多，如列强乘我之危，必将刺激国民，奋然应政府之求。”
“搞募捐，难啊！”李想二郎腿翘起：“中国财政做好预算，财务政事公开、透明，全国民众做监督，洋人自然就没有话说，也没有理由提监督了！”
黎元洪怔了一下，愕然问道：“政务公开，财务公开？”
孙中山莞尔道：“这不谛是一场政治革命！比起搞国民捐，只怕更加的困难！”
“这个监督的方法很难吗？”李想眉头不易觉察地轻挑一下：“当初左宗棠在湖南用过，胡林翼在湖北用过。无非就是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有什么难的。既然公开，就能生廉，既然廉洁，就能生出能力出来。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左、胡二公当初用这个招数，湖北湖南两个中等省份，特别是湖北还屡备兵灾，竟然就集中起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一举荡平了太平天国！民国要崛起，要刷新，就是没有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案，也要反贪反腐！不然，再多的国民捐，不过是肥了贪官污吏！
前清的粤汉、川汉铁路，开头说是商办，人人都必须入股，没钱的农民用租谷抵股。过得几年，闻经营不善，说改国有就改国有，你说搓火不搓火？关键是，不管商办还是官办，钱一收上去，怎么使用，你就管不着啦。国是要爱的，尤其现在是民的国，不再是朝廷的国了，但捐款不能只捐个“国民”的名义吧？都是多年被捐款的血泪教训啊。国民捐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国民“借不借”给国家，更重要的是“怎么借、怎么用”——你们说，是不是！”
孙中山一时竟寻不出理由堵李想的话，思量半晌方笑道：“这是深谋远虑，可也解不了近渴。当前还是先搞国民捐吧。”
李想看孙中山这么执着，忍痛说道：“我认捐十万！”
“我没有李帅的财大气粗，捐个一万吧。”黎元洪一脸悲壮的说道。
……
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由南京留守黄兴出面，通电全国，提出劝募国民捐的主张，以挽救“借债亡国”的危局。他在电文中愤激地指出：“二十年来，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退却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此则兴血涌心涛所不忍孤注一掷者也。”
……
黄兴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大声疾呼：“……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
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
黄兴再致熊希龄电：“现在大局危迫，间不容发，吾辈均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稍存意气，而于国家生死关头，尤当审慎，岂得因一事办理骤难得手，遽萌退志。此次借款，公固然费苦心，但条件损失主权甚巨，又岂公所愿意？……倘因借款失败，国人反对，即绝对不谋及善后办法，仅欲以辞职卸责，千载而下，其谓公何？兴与公本系友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惟熟思而审处之。不胜盼祷。”
……
北京，铁狮子胡同，大总统府。
袁世凯啜一口茶，道：“少川，秉三，你们的辞呈，我是不会批的。”
“承大总统关爱。可是我实在无力胜任……大总统，您听听黄兴都怎么大义凛然的骂我……”熊希龄身子一欠，抄起一张电报念道：“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知道埃及借债亡国的教训了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
这张电报下角清清楚楚的写着“黄兴”及南京诸多民军将领的大名。
熊希龄被气得是脊梁后得几乎要冒出火来——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们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万银子，图的啥？不就是为了给你黄兴解燃眉之急吗？这下好，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难道你忘了当初在电报里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吗？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众，并将南京民军因为缺饷而可能哗变的危险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叙述了一番。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在电报中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经济，说要是黄兴在位的话，非得将民国葬送不可。
革命元勋黄兴与新任财长熊希龄的电报战，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议员、报纸等等，纷纷各抒己见，有指责熊希龄软弱外交的、有大骂财长卖国的，也有批评黄兴不顾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舆论声浪的喧嚣中，临时参议院也来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唐绍仪及其阁员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比利时银行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竟至于在会场疲于应付，到后来干脆就失去反应，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而熊希龄得知垫款一事已经泡汤之后，干脆就赌气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