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世家》第289章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长,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 (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 (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奇……書∧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 “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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