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判洪流》第122章

ジ下钒嫂u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可也是读了书，会犯事不定。近来我心潮起伏，感到世界变化太快，太大。比如教育革命，，年年提出，年年有新问题，使人无方向似的。学生无主见，社会动荡又大。有的满腹文才，一时成了右派。我想把它写成一部书，取名为《学生之歌》。写社会文化人员的处境。学校师生的新动向。这本是息息相关的，教而学，学而用。师生和社会知识分子是共一条泉源的。我想把他们的思想，生活，写出来，成为一部传记小说，不知行否。这里我也有思想，不写出来，上面无法知道，只靠汇报怎能知得人心呢？人民从来不能和大官讲话，讲话也不可能畅所欲言，就是工作队上来检查，也要按匡匡汇报，不然叫讲怪话，怎可说到人们心里。你要写吗﹗不知自已会不会成了当今罪人。当然我也相信真理，相信党。但谁能主持真理？毛主席可以吧﹗我又怎么可以和他讲话，下面无法律保障，倒也并非好表达。我本来不足惜个人的得失。不过受到了挫折，自已不能把自已的说话说下去，反而使人们不了解我的本意，变成弄巧反拙。夭折了，太可惜了啊﹗”张庆欢说。
“要干，还考虑到这么长，魏征向李世民提意见，冒着生死。只要对人民有利，何惧之有，今天又不用那么复杂了，也不可怕的。我没有文化，写不了，写得的话，我马上要写信给毛主席。”陈早起说。
“你写信他也收不到，你不看过梁天来千辛万苦上到京城，告了御状，状子还险些被卡下来﹗不是孔大鹏忠直激言，案子也不能上报呢﹗据听说还要在下面就要检查上中央的信，叫机要组织，不知是否。”张庆欢说。
“不过要注意，写什么要敢以主持公道，不要含糊，才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你说马克思主义是客观还是主观？马克思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从何所据。
1957年以前，我国基本上是行民主阶段，一切很好，物埠民丰。现在转了公社，就有些紧张了，这是什么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熟悉呢？还是有人利用这种主义又另搞一套呢？我不好理解，不知你怎么想的。”陈早起说。
“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客观的真理，在具体上还要有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各国情况不同。特别是时间上的不同。即帝国主义的兴衰关系，世界抗衡也会出现营业生产重点的变化，支持了谁，打击了谁，顺了势，就以为行了什么主义大利。帝国主义都发达了，就要说明这一边的不足，不能一下子认识，要长期观察才知，我不是政治家，它的正确与否，我不能表示。不过我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这才是主要的。”张庆欢笑着说。
“这也合道理，事实怎样是已经表现出来的。好了，我要登程了，不能多说。以后再会吧﹗”陈早起急急要上路，也无心说到这些大事儿。
张庆欢望着他去远了，自已无限感慨，只在心里祈祷：“祝他前途平安，归来有日。”他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但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睡。这种日子有人说他是跃进的年头歌颂他，没有看到下面，利用这种跃进，只求表面数字，推旧立新，得不偿失。只看一面是不行的，要事实求是，才能对党负责。我决定试写一部《学生之歌》、在跃进前后，学校师生的变迁，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都关系到祖国进步光明。自已虽然社会经历少，没有什么生活知识，我也知，只就凭这颗热情的心，也不济事的。虽然如此，写写也会找到生活的材料，只要多观察。从生活上零打碎敲，不会空白的。好吧﹗他从床上起来，拟着写作的头绪，开始着他的写作。这颗小小的红心是可贵的。
张庆欢一时感到冲动，也不畏惧知识不足的难处。他除了写作以外，每天到书店看书一小时，文化馆看书一小时。有时到中学校图书馆看看动态性的文章。还看了《林海雪源》、《青春之歌》、《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三家巷》等书。这些书在当时学校很有名望。当时学生思想很混乱，大学生的生活困难，物质紧张，带来很多波动，前途茫茫。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人们也有各种理解，好像不能再有什么上进的思想。有些出身不好的，也看到前途的暗淡。大跃进后带来物质紧张。缺乏。烟丝卖到十多元一斤，猪肉也要十六元一斤。原来知识分子工资高，现在工资高，也顶多买几斤猪肉或二只鸡，二只鹅，便也造成学校的生活紧张。
由于经济停滞，工厂压缩，人员又要动员回乡。1958年后进城的都要精简回乡。所以又要搞下放，或精简压缩，有些在搞了。有些还没有搞。学校员工也要压减，新办的学校一律要取消，大学要搞定额取录，动员学生回乡生产。本来好好的计划，一时大大增，一时又大大减，请神容易送神难。有的哭哭啼啼不愿回去，真是使做工作的人也不好做，不过有任务的，不通也要做到通。
当时学校是很多思想的。这时最好的政治课是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几个讲话和几篇散文。如：《太阳的光辉》、《精神、生活、思想、情操》、《对暨南大学的讲话》、《松树的风格》，这些讲话学生听了很高兴，感到党内有一个敢说话的公道人。不是大话，当时大人物里讲这些话，这样的讲话，公开发表的，不见得很多，内部怎样，人们不可而知。大家思想实在太愉快，很佩服陶铸的才学，勇气。这几篇文章互相连贯，都是可以理解到，有缺点不奇怪，功大以过。人要有能耐，经风雨，挨风霜不怕。人要有伟大抱负，要怒力学习知识，要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又要识时务，认清形势。好像从心底里爱护青年，也知道人们的委屈。不知是否多情，当时学生们很热爱除非陶铸，就是出身不好的同志，也看到前途。他是出身不好的人，但他敢表示出来。要自已创造条件，这样直爽的领导人，在当时来看，就只认识到他。因为他有文章发表教读，并非说只有他。写出当令的文章，正是如光明的红灯。
张庆欢的脑子过早纳入社会，给他的学业有了很大的阻碍，他上课也无心听讲，只在思考自已的文章，有时就旷课不来，对数、理化更是不能入耳，他想的是国家的风雨，这好像是他的天职。他无心考大学，人各有志，也是他的灵感，因而他学业有了畸形，除了文学、史、地以外，其它只能勉强应付，这是后话，就此搁着。他要写他的文章，不知怎样去写，有无写成，以后再说。
这里只表陈早起那天夜里一直走到天明，已经走出字全地带。他没有再怕遇到什么行人。他不是杀人犯，不是公安局追捕，故只是防些无理的私设牢房，范围不能追捕很远，就只很由他去了。他这时虽已腹饿脚倦，但也不愿歇息。他有米票，钱可以免去饥饿之忧，少不得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直到平塘镇饮食饮店找到他的亲叔父陈田。陈田见侄儿来到，接到家里。问后来家中兄长已死，不胜伤感，这也是人伦之情。幸得他住饭店，买些饭食容易，三年饥荒，也饿不死厨倌。近水搂台先得月，这是不用愁的。陈早起安心住了几天，向叔父说明自已意向，是要到广州找工做，不知可否。
“你要去可以，男人有志在四方，广州人多地大，好寻食，有力就不怕了。我听人说广州还有很多工可做，码头工最多，青年人也不怕去撞撞，不要做坏事就行了。”陈田表示赞同的说。
“我也这样想，只有跑出本县，才保险，这里怎是安身之地，又无工作。小小墟镇，挤不了几个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早起说。
“这里走，我可以给钱你搭车去，不用行路。现在给你三十元，三十斤粮票，放心去就是。家中事我会不时叫人前去看望，不过目前也有困难，市上无闲人，吃饭也要快，人人要做工，上下都无安宁。老人要学老黄忠，其实是老人也不要在家坐着。有些农村青年出去做工，农业只有老头干，不怪农业又减产，不知怎么搞的。”陈田说。
“也不去理他们了，我明天走就是，么正我们是小小老百姓，讲多了，吵着人。”陈早起说。“少讲为佳。”
“也是的，希望上面早日来政策才好了。不然这样下去，物质怎可回复。”陈田点点头的说。
第二天陈早起搭车来到惠州市，这回他的心情舒畅些。他第一次看到这样阔大的西湖景色，也觉到人生的天地广阔。但他的道路又像西湖的九曲桥，不是直的，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