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判洪流》第338章

难进，人员控制严格。最近安排了一些集体指标职工到国营单位，国营指标要用减员才可补上，故国营单位目前存在老的老了，接不上班，才可以用集体指标进一部份到国营单位。”刘育说，“有荼安排就好，不管国营，集体。”
“是呀！有工作就好，反正集体单位不用下乡，上班正常，工资有拿就好了。二轻局长你熟悉吗？求求他，答应安排一个指标。”王城说着望望刘育，“我看有些二轻厂收入不差呢。”
“这个二轻局长我肯定熟悉，那劳动局的人出条子安排，二轻局吗？大肚子，装多一些人也可以，反正不是固定工资，是按劳取酬的吗？做得到多少领多少，怕什么多几个人，”刘育说，“这样的人情他好做，公安局的亲人多数也要进集体单位，这二轻局长也很吃香。”
“我可以准备一些好吃的，包他们满意。”王城说，“你去叫他们来，我就怕他们不来，互相研究就好办的了。缺什么补什么。”
“过去办事承上转下，现在办事二边通气，他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可以的，简单一句话，他有心给你办事，无有办不成事的。”刘育一边说，又一阵阵的哈哈大笑。
二个人坐了一阵，刘育自做他要做的事，他刚出去一会儿，凌子山又来到，王城把刚才的事讲了。又讲了过港的事，凌子山说：“过香港也没什么意义，反正我是中国人，不想到别国管的地方去。苏武宁可牧羊，也不为别邦之士，人生也要有骨气啊！富贵不可贪。”
“我也是爱国的，我就是从外洋回来，不过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外国的制度。我们就是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统治吗？中国的那一套都是封、资、修，从这点看来，你在这里生活，也过不上中国的政治生活。读书也讲马列主义那些，毛主席讲的，辨别是非标准是用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孔孟之道是反动的。中国用什么思想为支柱，精神的指导靠什么？我们回来后受到的待遇怎样，有的评为右派，劳动改造，这些都没有想到的。”王城说。
凌子山说：“反正在中国有制度下生活中国管的国土，各港是租给外国的国土，是受制别国，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管的，不管行那一条路线，总有中国风度，民族主义还是有的。马克思列宁没有来这里行权，行什么主义也由中国的领导人决定，那就不同了。”
“不过也没问题，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你也可写份申请去，能汉有过香港，也可以说明你的胆量，不要搞邪门歪道，能不能批由他们，你写了申请交去以后，不要去活动，是不会放你过的。”王城说，“我可以待时机与你活动下。”
“按照现在的制度，过去香港开开眼界也没问题。我那边没有亲人，去到去那里住。谈何容易，这里也无什么留恋吗？”凌子山说。
“留恋什么，去到没有地方住，可以来我这里住。听说不少过香港去的，都住在新界的木屋区，也是这班人那里住，有什么财产可接，去做山大王。那里住铁屋，比较便宜。”王城说，“过去就得挨苦啊！有出汗的咯。”
“能不能过香港没问题，那我写份申请去，看他们怎么样。我也可以叫人写封信来，寄一张白纸，依你的样画葫芦。我看是不能去的，去到那里如果真是能发挥出自已的本事，有财产来支持家乡建设，也比较光彩的。在这里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大机遇。”凌子山说。
“是的，我和你代搞，写出香港的信来，也好作过试验。”王城说。“看看命运了。”
据说凌子山也作过申请，公司人事也与他做好表，表示同意他的申请，人事主办亦如样上报。但此后没有去活动过，也无追办过。他的心情也不想过，可以说没有过问活动，以后又遇开放改革，他更无心去过问此事，这是后话，不再追述，（以后二个人从公安线透出，何不去追办过港，亦没采理）。
且说这里王城是晚果然准备了丰盛的菜色请了这一班人来了。刘育说。：“各住院不要客气，一朝生，二朝熟，都是自已人。”　“我同各位以前虽无交道，但你们的大名早已听闻，都想与各位讲讲，只没机会。”王城说。
“何必客气，都在县城工作的人，不共单位，也是同党做工作的。”劳动局何同志说。
“老刘就熟悉，很久的老朋友了，朋友介绍朋友，就互相熟悉了。”二轻局叶局长说。“我的儿子也申请过香港元，还有新的媳妇也一起申请，搞一、二个人去香港，日后也有些经济上的南风。只要是正当做工，发财就要遇到机会，不然生活就难改善。香港打工几千之过月。”总可以把生活搞好一点，并无歪心。
“局长说得是，我们不过去一些人，以后那边的人老的老了，谁会承认炎黄的子孙，家乡观念情就会逐渐淡化，新鲜血液也要输送过去的。”刘育笑着说，总比那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大陆有感情。
他们一起用餐，菜色也很丰富。一边吃，一边讲，十分活跃。请人的不但要出钱买，还要靠关系才可搞到物质，做菜又要自已下厨。这个时候，能搞到好吃的，也要有一定的手段。故一般的吃喝，也不是十分简单，容易招人去。
叶局长说：“过香港的事不能放弃，我的新媳妇一家人我也同他活动过去，有一个大本营，这边公安的人我又同他家属帮安排工作，今天都是互相利用的了，手中有权，不用就过时了。一日下台，无可利用，办什么事都难了，现在人们说我会捞到钱，其它也不敢的。搞点吃喝是有的，干了一辈子，不要因为贪几个钱而被搞倒。”
何同志笑着说：“搞二餐吃吃，无什么所谓。有些农民不醒事的，直接把猪肉拿到单位送到我门口，我好拿回给他，这样怎么可以办事！要送人也不可公开吗？看来是小事，但十分不好意思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刘育说：“我来拉线就不会出六（丑），要有所隐蔽，共产党不讲请客送礼，但人又总要吃喝，若是仙人，还要吃人间香火。现在送礼也不可一下子太多，多了人也吃不消，现在一班当官的，很少吃过别人的东西。以前运动多，要拒腐蚀，糖衣炮弹要防止的，拉关系要有办法。”
王城说：“阶级斗争一讲，很多人都怕，过去谁敢讲过香港，一讲香港关系，就如是特务分子的户地。有香港的信也不敢寄到单位来收，都寄到另外地方转交，确实如谈虎色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厉害，穿着香港寄来的衣服都是关系上不好的人，入党受到卡关，十分‘左’了。”何同志说，毛主席都讲，绝大多数都是好干部。
“就是下面这班人假积极，上面怎么知道谁有香港元的关系，什么也是下面搞上去的。弓没这么紧，箭还要过紧。”王城说。
“不是这样，谁人还会想过香港，这边收入虽少，工作闲。那边不讲政治，生活虽苦但有安全感，这里无本事给人看轻，生活好些又给人疾妒，真难做人。运动来，人人自危。不然，那会有这么多人申请过香港。人家搞建设，我们搞运动，砸锅头，家底本来就落，又破坏了一些，生活怎么搞上去，当然，香港的繁荣，就靠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得了优势，不是这样，他们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刘育说。
“我们工资低，买部自行车要五、六个月工资。他们也是我们的凤凰牌子自行车，一个月工资可买十多部，他们又不用凭证购买。”王城说，“他们也是靠大陆给他们的优惠供应。只为争取外汇，”
“他们就业自由，不用档案，今日干这工作，明天不合可以另找门路。我们就不行，再受气也得干。特别是有一位体育教师，因没有奉到领导搞去做财会，打算盘，搞得他晕头转向，你敢辞职吗？辞职就没有工作，就成了无业人员。”叶局长说着哈哈大笑，“得罪上级，惩罚你也无办法。”
何同志说：“如果解放后，就一心搞建设，今日香港就不一定赢过中国大陆。在解放初期，不少广州人去香港还做不惯，那时还不如广州生活好。有不少人去到返回来广州工作。这都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并非那里地方问题。”
“地方并不重要，讲具体点不是单方面因素的。丹东过朝鲜，就不用逃过去，据说去到朝鲜的生活，不如中国好。我最不理解的是，越南华侨难民，回来中国，也吃不惯三两米饭的一角二钱的饭菜，不少去安排到杨村甘桔场做了一些时间，又逃回越南去，或过港当难民的也有。”刘育说，“政策好，什么物质也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