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64章


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5)第六章 军统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杨杏佛遇刺身亡的当天上午11时,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7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举行公祭时,泣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然而贼喊捉贼,过德诚被捕后不足10天便在监狱中神秘“中毒身亡”。随着这个最重要的人证的死亡,“杨杏佛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杏佛、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再汇报给蒋介石。当时去的人中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的反对。
当日前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在杭州,郁达夫写了《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在北京,许德珩奋笔写下《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参考文章: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美]魏斐德,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作者:沈醉
《杨杏佛:为人权流血第一人》,作者:傅国涌
《“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作者:廖大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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