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太子李承乾》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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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有14个儿子,李治排行第九,他是长孙后所生,小名“雉奴”。贞观二年(628)六月出生在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封为晋高宗《矛江叙帖》
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在他前面,不仅有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长。在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传统当中,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够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且能继承大统,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李承乾自幼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承乾立为太子。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但他生于深宫之中,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太宗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也即是长孙后所生的次子、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魏王泰恃宠骄横,久有夺嫡之心。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取代太子长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收敛,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而太子承乾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只是很快事机泄露,李承乾便被太宗废为庶人
这时候,太宗有意立魏王泰为太子,但大臣们提醒他,如果坚持就这样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天,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长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世绩和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子(齐王、太子和魏王)一弟(汉王),所为如此,我心实在失望已极,百无聊赖。”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也不再绕弯子,请他将心事赐示。此刻,太宗才回答道:“我欲立晋王。”须知,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娘舅,他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晋王于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聚百官于太极殿,询问诸子之中谁最适合被立为嗣君,众人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见晋王李治居然成为众望所归,也一时龙颜大悦。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七日,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太宗在太子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关于李治的“宽仁孝友”,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事实证明,太宗凭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这一决定,得到了长孙无忌等朝廷亲信大臣的拥护和支持。选立李治以后,太宗在当月下诏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每逢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使李治得到实际的政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题发挥: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会马上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父皇的教诲,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太宗晚年还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总结自己,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晰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的大军返回长安。由于太宗病体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亲的身体。太宗这次卧病以来,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不少时日。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同样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这是后话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岁的一代英主长逝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当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的始建于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阁(民国初年)时候,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而且,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这的确给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更何况李治还是曾经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就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他除了“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妥善安置善后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这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显示出来。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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