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牙海盗》第3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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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允许葡入居留澳门，但加强管理防范。一方面，“于澳门狭处，用石填塞，杜番舶潜行，以固香山门户”，另方面设关防守。“将澳以上，雍麦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刮其间，委以重权，时加议察，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盘之后，验执官票者，听其交易，而取平马。’
二是迁移贸易地点，迫使倘人离开澳门，做法分几步，首先“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给葡人以巨大压力。然后“明渝以朝廷德威，厚加赏犒，使之撤反而随舶往来，”并明碗规定，“白后番舶入境，仍泊往年旧澳（即浪白澳），肥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
三是用武力把伯入从澳门驱逐出去，许多人激于义愤，大都持这种主张，并且曾经尝试“纵火焚其民，以散其党。”因为准备不足，未获成功。明朝名将俞大猷也曾表示决心“与之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他认为葡人并不可怕，此夥所用兵器，惟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之刀，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惟鸟铳颇精，大谏颇雄，军令一严，冒死一冲，彼白破也。”（21）
但是总的说来，明朝政府中主张对彻人采取纵容态度的·；势力占统治地位。因此任何主张驱逐葡人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或表面上采纳而不付诸实行。广东总督霍汝瑕曾经这样说：“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22）这是一种具有代麦性的观点。并且实际上是广东当局所奉行的政策。这种纵容方针与殖民者改变侵略手法大有关系。　《葡萄牙人在被逐三十年后重新回到广东省时，他们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手段，他们采取了谦卑和恭顺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在中国采用不同的政策，即近乎拍马屁的贿赂与讨好的政策。”（23）由于澳门的商税可以解决广东官员的薪俸釉军饷开支，直接落入各级官员腰包的贿赂又十分可观。他们不愿实行驱赶葡人的政策。通常是“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24）1614年明朝批准了粤督张呜冈的奏章。正式宣布允许葡人居留澳门，但对其“申明约束”，并驻军监视动向，平时“毋启衅，毋弛防。”发现葡人“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25）此后几百年间，中国政府违本上都奉行这种方针。
这样葡人在澳门获得了下面三种权利：一、居留权，允许葡人在澳门建造房屋长期居住，但葡人须缴纳地租。租金由香山县负责征收。据香山知县张？？的报告说：“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五百两。向于十一月冬至前后，照会洋官，由县派拔书差前往澳门征收，附入地丁项内批解藩库投纳，递年列入地丁钱粮奏销。道光二十八年（1863年）以前，均已征收完解清楚。”（26）从葡人交租一事可以看出。三百年问，澳门二直属于香山县管辖之下，葡人只是“僦居者”。·；
二、贸易权，葡人在澳门经营贸易。把澳门变成它在远东的国耳贸易转运站，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垄断了以香料贸易为中心的东西方贸易。澳门是香料贸易航线中的重要基地之一。葡萄牙人的商船队从里斯本启程前来果阿，从果阿出发到马六甲、帝汶而至澳门。再至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最后船队又回到澳门集中返航。十七世纪初葡人丧失贸易垄断权，主要在亚非地区之间进行转运贸易。它从上述各地以及东非，阿拉伯各国运货至澳门，卖给中国商人，分销各地，又从中国商人购进货物向上述地区出口。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便事实上被葡人所垄断。他们在这种转运贸易中大获暴利，但也要向中国政府缴纳商税。“岁课二万金”——每年商税白银二万两。这是中国政府规定的税额。“虽有定额，实无定规”，它既不是由葡人包税，也不是在葡商中摊派分额，而是向前来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征收，实际上不一定征满税额，征税又名抽分，即征收货物税。一般“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焉”，1571年（隆庆五年）改为征收船税，．将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每当洋船来澳，海关人员便登船丈量，按照船的等级征税，葡人缴纳商税表明，它是在承？中国主权的前提下经营澳门贸易。
三、自治权，随着葡人居留澳门人数的增多，1560年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以及监督之下，澳门建立了以兵头、大法官和主教为首的葡人自治机构。还有议事会和驻军，以维持这·；个居留地社会的正常秩序。葡人从一开始就企图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但是每当它有危及中国管理权力的越轨行为，便立即受到中国政府封锁港口和停止粮食供应的处罚。葡人为了在澳门的存在和发展，被迫屈服，表示“恭顺守法”。同·；
时澳门的一切重大事件均听从中国政府审断。
从以上中国政府在坚持澳门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居留澳门的葡人享有一定权利来看，1553年以后的澳门，是一个在中国管辖之下，由葡人经营的贸易特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