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第166章


“那现在粮食够吃了吗?”
“够了,够了!自打那年种了这田候瓜,我们全家老老小小七口人就没再挨过饿!”那农夫笑道。
“那就好。什么时候等你红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到你家吃蒸红薯去!”刘常满笑道。
“嘿。要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就磨了粉,请你喝凉粉!”那农夫听他善颂善祷,出言吉利。也很高兴的笑道。
要说起来,大汉国的吃食,这几年可是丰富多了。
这个红薯的产量既大,种植面积又广,推广开了不久,刘常满就尝试着让人做了些红薯粉条来吃——这玩意在农村村村都会做,非常简单。
不过磨出来粉之后,刘常满当然就想到了当初在街上吃的“胖子炒凉粉”,还有夏天在凉皮米线店里吃到的凉拌凉粉等等吃食,当即就让御厨房里照自己说的样子做了出来。
要说这大内地御厨房果然不同凡响,很快就将凉粉做好。于是,从此之后的“寒食节”里,京里的王公贵族们,又多了一道美味。
不过制凉粉粉条的手艺实在简单得很,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了,随着红薯——也就是百姓嘴里的田候瓜了的扩大种植,慢慢地全国到处都能吃到了。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一点不错。等老百姓用较小的努力就能够吃饱时,他们的创造力当即就暴发了出来。
首先表现出来的,当然还是在吃上。
汉十五年的时候,因上年淮南两季都是十二成大熟,百姓们的粮仓个个堆得满满的。谁知第二年阴雨连续数月,许多家的粮仓都过了水。
有一家百姓地急忙把过水的粮仓腾出来后,发现底部的大豆,都被水泡得胀鼓鼓的了。
阴雨天也没地方晒,该百姓就开始全家吃煮豆子。可是湿了豆子地实在太多,该百姓吃了数天也没吃完。顿顿吃同样的东西,不免厌倦了,于是他便把豆子扔进了磨面用的石磨里,准备磨一下,看会怎么样。
要说这石磨,也是大皇帝从西域专门引进的,百姓们脱粒磨面才有了更好的工具,这一磨之下倒不要紧,竟然把那些湿豆子磨成了浆!
该百姓一看这浆流了出来,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只管煮煮看吧!谁知一煮之下,发现这东西吃起来很不错,于是就告诉了邻居,一来二去的就传开了。(河南名吃豆沫,就是这么做的,嘿嘿)。
再后来,有人觉得那豆渣吃着不舒服,又用细纱把它过滤一遍,于是豆腐便被做了出来。
不光是豆腐,自从刘常满教导百姓用油炒菜后,许许多多的吃法,都渐渐被发现了出来。
第五卷 盛世 第十六章 巡狩重典(四)
更新时间:2008…9…21 0:43:31 本章字数:3445
“豆腐脑,豆腐脑,热腾腾的蒸豆腐脑!”刚进单父县城,就听到城西门上一家豆腐脑铺子的老板正扯着嗓子招揽生意,刘常满不由喷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汉朝竟然已经十几年了!
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地,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地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地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地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小商小贩们卖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把商贩集市和居民区完全分开,有地百姓甚至买点盐巴也得跑上几里路,这算什么事儿?
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城外覆半额;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这是一首汉朝的民歌,可见喜欢流行
贵族阶层的习惯,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地传统了。建设,本来就有些作为样板示范城市的意思。
于是很快的,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放宽了坊和里之间的限制,允许居民区和商业区进行混合,这才有了刘常满在单父城里看到的一幕。

刘常满还曾经颁下诏令,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百姓们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县长官申请,按期在各地举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间自发的物资交流会。
当初刘常满颁布诏令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能够很好的方便百姓。
虽然汉法并不禁止百姓日常聚会,但经过秦代的严酷法律,百姓们的思想,已经被限制得很厉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但百姓们心里没底,就连政府官员心里,也都没底,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是姓“资”,什么东西算是姓“社”呢,刘常满刚即位时民间的心态和这个时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在“三人无故聚饮”即为犯罪的日子中过了好多年,现在突然放开政策,百姓们一时之间,根本想不到,噢,原来自发的形成一个小市场,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创造额外收入。所以刘常满当时用政策引导了一下。
这样的政策引导显然非常成功,单父城的西门外就是一个草市,左边是牛马市,右边是卖刀具、木叉、盐巴、旧衣服等各种各样物品的人们,临时凑起来的的一个集会,看起来生意还非常兴隆。
而且,刘常满这样的引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之后,原来那种岐视小商小贩的心态,在民众中大有缓和,而商人的地位虽然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刘常满相信,在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对“四民”一视同仁了。
颁布过女子参政诏后,刘常满心里其实也有些后悔:因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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