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5章

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里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8、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装模作样地品头论足一番，晃晃酒杯。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可算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HautBrion）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Mouton）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Margaux）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Latour）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罗杰·巴纳特（Roger　Bart）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著名奢侈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北京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加州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Aviator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五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一盘蒜泥白肉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
9、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顺便说，VIP的弟弟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常旅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