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那一夜》第2章


感谢刊载过“最漫长的那一夜”部分短篇小说的《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萌芽》《新民周刊》《新华文摘》,若有遗漏请原谅。尤其幸运,《北京一夜》相继获得《小说选刊》“茅台杯”与《小说月报》“百花奖”,也感谢各位评委与编辑。
“最漫长的那一夜”,大概是我迄今为止写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觉无比幸运,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我对自己和世界的态度。在最漫长的那一夜,我不会停止奔跑,还将继续每月更新一篇,在我的新浪微博。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一夜》,我借用卡佳之口写给我自己,也写给你——
“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蔡骏
2015年6月1日儿童节星期一于上海苏州河畔
第1夜 北京一夜
“花开了,然后会凋零,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整个银河系,甚至宇宙,也会有死亡的时候。人的一生,和这些东西相比,简直就是刹那间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瞬间,人降生了,笑着,哭着,战斗,伤害,喜悦,悲伤,憎恨,爱,一切都只是刹那间的邂逅,而最后都要归入死的永眠中。”
——沙加(圣域第六宫处女座黄金圣斗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许多人都不喜欢那座充满雾霾与拥堵的城市。
但偶尔,我还是会着迷那样的夜晚。春风沉醉兼沙尘呼啸的三月,后海盛开荷花的七月,秋月如镜锃亮的十月,白茫茫落得干净的腊月。
那年初秋,我在工体附近跟友人晚餐。忘了谈啥事。我独自离去,沿着工人体育场北路散步。恰是酒吧、餐厅、夜场、三里屯SOHO……人山人海,挤不出去,挂着红灯的黑车,猫步般跟在身后按喇叭,或干脆问你去哪儿。避之唯恐不及。打车这个技术活上,我是菜鸟一枚,从前木有买车时,我常看着别人上车,自己被迫步行数百米才能抓到一辆。
霓虹下,随波逐流,形单影只。我看野眼,堵车风景,成群结队。东三环,长虹桥边,终有几辆空车,被人捷足先登,更多呼啸而过不停。我想,要么去坐地铁,要么一直站在这里,等到夜色褪尽,再跟满嘴酒气而来不及卸妆的女孩子们抢出租车吗?
一辆空车过来。
并不指望能拦下,前头还有三拨人伸出胳膊。红色的现代索纳塔,却无视所有人,只在经过我面前时,急刹车。
我还没招手,出租车右前车窗摇下,露出一张男人的脸。满世界的噪音里,他沉郁的声音:“喂!上来吗?”
白痴般,我愣了。几个家伙冲上来抢,我才拉开红色车门,坐进前排副驾驶座。司机一言不发,稳健起步,甩下后面一群骂娘的文艺青年。
晚八点半,开上东三环主路,我意识到还没说目的地。
“师傅,我去……地安门。”
沿着工体北路、东四十条、地安门西大街,是条直线,但要经过帝都最堵的几个点,何况在反方向。不晓得是领导微服私访,还是出了什么事故,东三环已成巨大的停车场,车尾此起彼伏的制动灯,渲染得如同红灯下的东莞。
出租车司机,三十多岁,不似印象中的北京的哥。更像三国里说的,目似朗星,鼻若悬胆,下颌丰满,居然有几分像那个谁……冯唐?
冯唐的亲兄弟或堂兄弟还是表兄弟?不对,就是冯唐吧?
“你相信,人有前世吗?”
他问我,声音很有磁性。
副驾驶座的挡风玻璃后,我的脸和眼睛,藏在光亮与阴影间,渐渐变形,想必。
我不答。
车子往前开了两步,“冯唐”转了转方向盘,淡定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窗户关紧,车封闭性不错,几乎听不到外面噪音,我望着三环上灯光污染的夜空,终于对司机开口:“能问你个问题吗?刚才,那么多人招手,你却停在我面前,为什么?”
“远远看你,觉得有缘分。”
这话说得我脸红心跳。莫非,是我遗世独立而不扬手,惺惺然有上古名士之风?去你妈,扯什么蛋?
不敢正眼看“冯唐”,眼角余光瞥去,怕他是个男同志,开着出租车寻找同性猎物,难道我看起来像弯的?需要在额上贴“直男”标签吗?
我开始注意车内的一切,比通常出租车干净。眼前就是驾驶员卡片,印着某张男人的照片,再看现在开车的“冯唐”,两张脸,天壤之别。
黑车?心底叫苦不迭,坐他身旁岂有完卵?
他打开车载音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马达睁大着黑色的眼睛,驾着他的出租车,在笼罩着黑色的马路上飞驰着。此刻,他正静静地听着电台里的播音,这是一首顾城的诗。
这几天,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那双黑色的眼睛,那个叫周子全的男人,死在他面前时的眼睛。
神在看着你。
他的嘴里默默地念着这句话,却始终都无法理解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意义,难道真的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高高在上地监视着他吗?不,这句话里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或者,这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还有很多话永远藏在了死者的心里。
晚上九点,马达开到了他曾经度过两个夜晚的那栋小楼旁。
她到底是谁?
“这个小说写得很一般。”
开车的“冯唐”把电台关了。
我的脸颊一阵发热,因为那是我的小说,很多年前写的,主人公叫马达,是个出租车司机。
“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我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职业:“推销员。”
“推销员?很辛苦吧。”
“当然。”
“您不是北京的吧?”
“嗯,不是啊,来出差的,推销员嘛,全国到处跑。”
“去地安门干吗?”
这他妈是公安局的反恐规定吗?每个乘客必须说出去哪儿的理由司机才能拉?
见我没有反应,“冯唐”顿了顿说:“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
“难得。”
有些累了,我耷拉眼皮,靠在座椅上,惜字如金。
“我们家有座独立的小四合院。有我,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家四口。北房三间,东西厢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我常爬上去掏鸟窝,冬天从屋顶上扫下雪来,堆个小人不成问题。我爸爱养鸽子,大大小小几十只,每天早上起来放飞,天黑前准保全都回来。”
“房子还在吗?”
“奥运会那年拆了。”
“拆迁补偿款应该不少吧?”
“呵呵,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把房子卖了,搬到城外的回龙观。”
看看他的年龄,那应是九十年代,卖不出什么价钱:“太可惜了。”
“说来……话长。”
“听听?”
“算了吧,很无聊的故事。”不知不觉,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进了朝阳北路,“冯唐”沉默着,没有表情的脸,简直几分可怕。
静谧的十来分钟,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有跳车逃生的念头。
“小时候,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
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冯唐”突如其来地说话。我头靠车窗,尽量距离他远些。
“羡慕。”
不是客套话,想起我小时候,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我没让老师头疼过,也没被人夸过,除了作文还算凑合,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孩子。
“我爷爷是老革命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分配了一间四合院——从前住着个前清老太监,伺候过慈禧太后。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老太监在自家院里上吊死了。文革头一年,爷爷也在同一棵槐树上自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才把四合院还给我家。我爸在中央部委工作,我妈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只有奶奶是家庭妇女。小时候,我常能吃到别人家孩子吃不到的东西。你懂的。”
“嗯,我稍微懂一点。”
“小学三年级,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关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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