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魂》第7章

我倒有种轻松感。
秋兰这一向是同我真刀真枪干的。我陷在尚青青的泥塘里了，人生反正有个死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有时候尚执意要喷洒香水，我也没硬性拒绝，反倒感到好玩。只是过后细心洗个澡，然而法国香水不是那么好洗掉的，它浸入了我的毛细孔，总有一种暗香要钻入秋兰的鼻息，让她死细胞。“你又去玩女人了？”“世界上只有你有这种联想，”
我说，“我是忠实于你的。”“那你身上哪里来的香水气？”她愤慨地瞪着我。我说那是你鼻子有问题，有的人对气味有种幻觉敏感。我觉得我那一向有些似自鸣得意的座山雕，眼睛太不看事，秋兰就在我十步后“吊尾线”我也没察觉，结果她的怀疑成了事实。
那天尚青青站在一家百货店门前等我，穿件海马毛羊毛衫，下身一条白西式呢子裙，一见我就说：“我等了你有一刻钟。”我同她约好今天我送她一件呢子大衣，由她上哪儿挑，我口袋里装着一千五百块钱，昨天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尚年轻姑娘样挽住了我的胳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莫挽着我的手。”
这时我听见身后一声尖嚷：“何光宗，好啊！”我一回头，只见一张黑瘦凄然的脸嵌在一家商店的门上，冒着热气。
还说什么呢？？
那天她把所有的饭碗都砸了，还把煮饭的电饭煲也砸成了一只可以踢的橄榄球，还把热水瓶和杯子砸了，她那劲头是要砸烂这个世界。“何必呢？”等她疲劳下来的时候我说，“得罪你的是我，你拿这些东西出气并不能证明你有能耐，说穿了你是心虚。”
“你的心是猪变的，”她说，“你不是人。”“女人就是这样，劲总不用到点子上。”
我说。她回击道：“男人是猪变的你晓得不罗？”“晓得，”我说，“我就是猪，这总要得了呗？”我动手清扫地上的碎片，竟撮了白花花的两大撮箕，那只铝橄榄球和两个热水瓶铁壳还不包括在内。随后我去洗了个热水澡，洗澡的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条条框框太多了。洗完澡关掉热水器，从厨房的门望过去秋兰已躺在床上了。当年是她往何光宗那快枯死的心树上浇水，是她让何光宗的心树茂盛且挺拔起来，如今我却折磨她，我忘恩负义得真的是猪了。我把头发揩干后走到床边看着她说：“莫把我想得太坏，多想想我的优点看，你会舒服些。”“滚开些。”她不看我说。
我指导她的思路说：“你要把思想往潇洒的路上走，我的优点就自动出来了。”
“潇你妈的X洒！”她倒是很痛快。
这事发生在她屙血的头三个星期的一天。
秋兰一进医院就没有再出来。医生告诉我她患的是子宫癌，而且肠胃上都有瘤子，要是动手术她会死得更快，现在只能稳定病情。我每天把便盆塞到她尖瘦现骨的屁股下再抽出来时，便盆里总有些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鲜红的血，那种血让她恐惧地看到了死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一天她说。我不屑道：“空话，想这么多干什么？”她看着我良久，“你这家伙身体太好了，”她说，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一片柔情，“我到底还活得多久，你告诉我真话。”“真话就是你会比我活得还久。”我宽慰她说。隔了会她说：“何光宗，我死了你还是可以同尚青青再结婚。”“结他妈的卵婚！”
我烦躁道：“现在你把病养好是最重要的。”那天傍晚，她要我扶她下床到外面去走走，她虚弱得自己都不能走路了，靠在我身上，我搂着她一步步走出了病房。“你现在很想我死吧？”“不是。”我觉得她又回归到从前那样温柔了，“还记得你那次到自来水站为那间烂房子贴白纸吗？你站在搁在桌上的凳子上，屁股一动一动，显得很活力……”
“记得。”“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我说。她望着我，我说：“我真想日你。”她一笑，“还说这些痞事干么子！”她把话题转开了，“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梦见你被抓进了牢房，真的很奇怪。”“不奇怪，”我说，“上午我同邻床的丈夫说了我在社会上打流和进劳改农场的事，所以你做这个梦是正常的。”“我梦见你在牢房里哭脸，他们还用脚踢你的脸……”“我在劳改农场的时候生活很自由，”我说，“我在那里得到了尊重。”
10
1962年我在白莲湖农场劳改，农场里大多是刑事犯，少数几个政治犯睡在一间牢里。
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作家老李，一个是大学语文老师，还有我。我是他们三人（他们年纪都比我大）讨好的对象，因为我有权有利，我的饭都是他们三个人轮流打，而且还主动帮我打开水和洗脸水。我在劳改农场混得最有式样，自我进农场的第三天起就没再沾过体力活。场干部翻阅我的档案后就叫我去画画写字。白莲湖劳改农场里那面坚固如铁的十米大墙上的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像就是我的手笔，下面一行鲜红夺目的黑体美术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也是我的手笔。场办公室，会议室，食堂里的毛主席像和字画都是我的手笔。我还教劳改犯们唱歌。《黄水谣》《黄河颂》《国际歌》《国歌》等等革命歌曲都是我在广播里教唱的。只要下雨，我就被场干部叫到广播室教唱，劳改犯们坐在号子里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唱得很认真，场干部要抽查的，唱得不好要关三天真正的黑屋子。我这个反革命成了劳改农场里一个很有用的人才，极受场领导赞许和器重。
我刑满释放前，农场管文教卫的杨副场长找我谈过一次话，极想留我在农场工作。
我没同意。“不喜欢我们农场？”他是南下干部，说一口北方话，“农场哪点不好？”
我说：“农场好。我很喜欢。”
“我们农场什么人才都有，就缺你这种能画擅写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来工作。”
“我不留下，”我说，“我妈妈和妻子不会同意。”
“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去做工作，场领导专门开了个会，决定重新起用你做干部……”
“最好莫，”我不想听他说下去而打断他说。
杨副场长板起了脸，审犯人样盯紧我，“你出去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话吗？”“我信！”我不在乎地说，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顺便提一句，我在农场时杨副场长对我很客气，给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个正直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几个劳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总不济，”这是作家老李的话。
老李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一处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时给国民党土兵瞄准打的，那歹毒的一枪干掉了他一粒睾丸。作家老李的脚很大很宽，走路脚步又重，很费鞋子。劳改农场不是制鞋厂，不可能一双又一双地发给他鞋子。一双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两只硕大的脚挤得五马分尸了。冬天里他常常是穿着自打的草鞋挑土，那两只大脚又红又肿，生满冻疮，脓血直流，疼得他龇牙咧嘴，满头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笔一挥，多为他画几个“正”字。我在农场的那两个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没有画和标语要写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缩在工棚旁背河风的地方，戴顶冬帽，用围巾围住脖子，手中捏支笔舒舒坦坦地给那些囚犯画“正”字，挑一担土画一横再挑一担画一竖，挑五担就是一个“正”字。这是一件有油水可捞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总是瞒着场干部往我大衣里塞几包烟或半瓶酒，无非是请我画“正”字时勤奋点。因为场干部规定每人一天必须挑满五十担。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囚室的烟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个烟鬼，一天要抽包多烟，常常拿着犯人进贡给我的烟不做烟抽，一手夹一根吸着。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从什么途径弄来的烟酒，总是往我棉大衣里塞，冲我媚笑。顺便说一句，若我信了杨副场长的话留在农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也给刑事犯们劈开了脑壳。记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画“正”字，刚起身走前两步（打算把一个犯人塞给我的半瓶酒给老李暖暖身子），身后工棚“轰卤一声巨响，整个工棚倾塌的位置正是刚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顶上码着五吨水泥，若是我晚离开三秒钟，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将给砸成烂泥巴。作家老李丢下担子跑过来，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