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前所未闻的故事-第51章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忽，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技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　（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　）陈毅病得象得了舞蹈病似的挥身发抖，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的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戌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定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撤腿逃跑了。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陈毅急于同红军主力取得联系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险些中计。一名地下交通员带来消息，说打入大庾山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陈海收到了中央委员会来的来信，要求把它转交给陈毅。
尽管项英表示反对，陈毅仍决定亲自去见陈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陈海的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服。陈向她打听陈海是否在家。这位妇女没有抬头，边洗边答道：“他去团部了。”陈毅以为她说的是“他去糖铺了”，因为设在城外的糖果铺确是一个地下联络点。当他走到这家铺子跟前时，发现大门紧闭，上面贴着封条。一位老人让他赶快离开，并说陈海已叛变，正带着部队在抓人。
当陈毅还在县城的时候，陈海就已带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击队总部，希望能截住陈毅。陈丕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