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59章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