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99章

什么是民主？在英伦，多年来有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问题迟迟不解决，又是否民主。干预别国内政，未必不会引起内部反弹和招来烦恼。现在，美国已有人批评英国镇压北爱尔兰独立运动是违反人权了。美国人自然有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香港报界透露，英国内阁在1990年有一次密商，调整了对华政策，以撤换卫奕信和外交部的“中国通”，作为向中国展开攻势之前奏。香港一些人攻击卫奕信治港“带来灾难”，看来不是“吃豹子胆”之举，显然是得风气之先的鹦鹉学舌。
这次引起纷争的政改问题，是英国在1997年后，从香港“光荣撤退”的种种部署之一。在政治上，英国要向香港人及世人展示，英国是如何为香港争取民主。在经济上，英国抛出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一方面惠及英商工程顾问公司，帮助英国纾缓国内严重的经济及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建大计划是显示英方要送给香港人“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嫁妆”的慷慨和仁慈。
在国际层面上，英国对香港政策的突变，香港新闻界人士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一个国际新政治气候正在形成。自1989年西方一些国家曾一度制裁中国，后来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解体，只剩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大选由民主党的克林顿当选为总统，与英国首相梅杰和港督彭定康皆为四十多岁的中年政客，意识形态极为接近，遂联合起来，意图在香港打开一个突破口，以利于长期向中国灌输西方民主意识，影响中国政治。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港督彭定康突然接见了台湾官员，还公布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这种种动作，在说明英国对香港政策已改变，这正是英国一贯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一贯采用的、令当地社会和人民分裂和分化成不同阵营的见不得光的坏点子、小动作。
中方对于英方在香港政制上突然另搞一套，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警告说，必要时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使英方计谋不能得逞。
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透过接受中通社访问，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与《基本法》不衔接。“九五选举的问题，关系到平稳过渡，理应由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来公布。现在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仍然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予以公布，这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慎重的。由此而引起的公开争论，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英国负责香港人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过渡期内，如果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重大改动，从而引起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管治能力的削弱，是有违联合声明的。”
李光耀的提醒
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不久，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政客不是政治家》的文章，文章说，“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途中，访问了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的政治家、前总统李光耀。拜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光耀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而言之，李光耀认为，评定彭定康就任港督一职政绩如何的标准，是彭在香港实施的政策在九七交接以后能否继续下去。这令人想起：英国撤离新加坡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前，将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
作者“心中冒起一丝疑虑，莫非英国准备在香港故技重施？！否则的话，一次普通的私人拜会以后，李光耀先生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发表一个如此意味深长的声明呢？
“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香港末代总督了，频频演出亲民‘骚’，建立自己的形象。
“听其言、观其行，彭定康的‘行’来了，推出了他的施政报告。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五年大计’，也有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五十年大计’、‘百年大计’！
“施政报告推出伊始，香港这个原本是商人忙于从商、工人忙于打工、大家忙于钱（请记住正是这些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恒生指数节节上升的社会，引发了争论，而这些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试问，倘若该施政报告付诸实施之时，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还能繁荣吗？还称得上安定吗？九七年时还能平稳地过渡吗？
“顾立德公然说中国‘人大’批准的《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为什么要修改呢？要修改到和英国的‘恋栈政策’相吻合吗？这令人不禁想起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入侵、抢掠、强占他国地盘为殖民地的政策。时移势易，行不通了。
“于是有新招：民主、人权。其实还是旧招。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拆了这一招：拉大旗、作虎皮，包裹着自己，吓唬别人！”
如果讲民意，这篇文章正说出了香港的民意。
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撰文指出，彭定康莅港担当末任港督，只不过是“看守政府”的最高领导，在香港也只有4年8个月的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他的“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他今天能大派福利，大洒金钱，都是他的几位前任和中方通力合作下取得的成果。他对未来四年多，及1997年后所开的“民主空头”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到时他已坐了“慕莲夫人号”的轮船回到英国。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去打大陆的中国人。这种伎俩是英国政客，在每一个殖民地撤退时运用过的，今天看来并不陌生。
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前，总要留些祸根，以便日后插手。彭定康过低估计了中国对付诡计的能力了。中国百多年来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变得聪明多了。最近几十年按照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超级大国也反复交过手，难道还对付不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局面么？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公布以后，发表题为《跛脚鸭想偷跑》的文章，批评彭定康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明显地违背了基本政治道义。作者给“跛脚鸭”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目前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奠基于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那就是“看守政府”，在西方俗称“跛鸭政府”。原因是不管1997年6月30日之前，港英政府的权力如何合法，1997年7月1日之后，英国在香港已不存在任何权力与义务。因此，“跛鸭政府”在道义上应具其“收敛原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权交接。
根据“跛鸭政府”的政治道义，在“看守政府”期间，英国方面不能对现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没有的目前不能增加，过去有的目前也不能放弃。况且，中英双方已有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在先，各方都有自己的承诺。彭定康在这段过渡时期，提出对香港社会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建议，已跨越了政治中“跛鸭政府”的道义。
现在的问题是彭定康那套引发这场风暴的“政改建议”，到底出于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不够深入了解，还是英国政府有意师效以前离开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的作风，在其过去的殖民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当地人民和政府久久难以翻身？
前港督麦理浩1992年12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批评现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建议导致了中英双方对立。他呼吁双方学习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作风，放弃成见，求同存异。
12月9日，麦理浩又在上议院发言时指出，政府得为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作出回答，解释违反协议的原因，至少要说明功能组别选民由45万增至270万之原因，还有由选举团选出候选人这一点。这位外交家于高峰期退休，审慎考虑了数月才在上议院发言，英方当时未对这一严辞作出回答。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