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109章


赵五六长叹了口气说道。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
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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