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第49章

安局的网站上了解胡吗个的信息。
胡吗个今年四十八岁，当兵出身，部队转业后直接转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从普通的警员做起，开过枪、负过伤，一挑三干倒过歹徒，远赴云南只身在深山老林里击毙了J市最大的毒贩，战功显赫，嘉奖无数，总而言之，他来做这个刑警队长实至名归。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年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怎么会突然一下子疯了？我翻着网页，找他做警察时最后的消息。越到后面，我越有预感自己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果然不出所料，胡吗个是1996年出事的，他最后经办的案子，正是那个拾荒老头儿被人用钢筋插入体内的案子。
胡吗个和之前发生的事儿是有联系的，至于联系是什么，我还想不通。看来1996年的那个拾荒老头儿，不仅让管文明变异成了一个变态杀手，难道还让胡吗个一个刑警队长因此而成为了疯子？
我继续查找着信息，这个案子公安局网上居然只字未提，我只好打开门户网站看看有什么旧闻。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倒是屏幕的右下方有邮件提示，我顺带着打开来看，一个熟悉的地址跃了出来。
我赶紧点开邮箱，是李舒然，李舒然在20分钟前发了一封邮件给我，邮件里写着：“去找刘定伟。”
一切又回到了别人的掌控之中。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有时候会让人产生烦躁得想死的欲望。我走在别人铺设好的道路上，一路走向危险的未知，而如果拒绝，身边就是万丈悬崖。
“去找刘定伟。”
他是要把我领向真相？然而我现在所有的麻烦，他才是始作俑者，实在搞不懂李舒然究竟想干什么。
从学校里出来之后，属于我的时间又少了一点儿，但收获多少还是有的。我得破釜沉舟，在警察找到我之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是演习，而是荷枪实弹，容不得一点儿差错。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有可能让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
我凭着记忆走在马路上，接下来的目的地我是知道的，但在此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儿。天色还没亮，电脑上显示现在的时间是深夜三点多钟，黑色给我掩护的时间不会太多，我必须抓紧时间了。
沿途的景物标志，我熟悉而又陌生，貌似来过，可又想不起来，可以用作参照的坐标实在太模糊，走过两个街口，看见原来龙舟赛的倒计时钟，才确定自己的方向还算准确。这是八一广场，离火车站不远了。
我尽量大方一点儿沿街走，这里渐渐有了人影，同样时不时地也有警车驶过，在他们尚未发现我逃跑之前，我暂时还不会引来巡警过多的注意，再往后就不好说了。
我又饥又渴，但还得坚持，只要方向没错，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火车站了。
20分钟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要做的事儿风险很大，但我反复思量，必须这样干，否则的话，即使侥幸躲过一时，接下来要查这些事却会麻烦重重。而且这是一次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侦查，我的对手包括警察和李舒然，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必须出其不意。
凌晨3点的火车站人不多，但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像马路上一样空旷，我要保证既要有一定掩护干我自己的事儿，又不至于在逃跑时完全处在警方的视野之内。
远处的墙根儿下，有两个警察站在一边抽烟聊天，我隔着四五十米的距离，路过他们，然后进入候车大厅。
我需要一点儿钱，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在候车大厅里我物色着对象。有个男人仰着脖子睡在椅子上，嘴张得足以放下一个鸡蛋，嘴角流着哈喇子，显然睡得很死。他的手上放着一个背包。
我不知道这背包里有没有钱，但总是要试试，我不想在这上面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没有发现我就已经成功一半，可一旦我行窃时被逮个现行，基本就以失败告终了。
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边上，右边的位置空着，这就是所谓的天赐良机吧。我坐了下来，然后从椅子上拿起一份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报纸，一边佯装看报，一边观察四周的动静。
依然没有人注意我，这样很好。我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那男人睡得很死，我从他手臂的空隙处，把那个背包悄悄地绕了出来。我顿了一顿，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又随意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大方地站起身来，把包背在身上，然后走了出来。
我按照车站指示牌上的箭头，找到了厕所，进了其中的一间，锁上门，打开包翻了起来，希望里面有钱。这个男人着实大意，包里放着电脑，还有两件替换的衣服，如此贵重的东西，自己居然睡着了。
可唯独没有钱，我有点儿失望，突然发现，包还有个隔层，我拉开拉链，伸手探了进去，有个信封，手感非常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种感觉。我拿出来，天助我也，信封里夹了一沓人民币。
我塞了几张回去，然后把剩余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把包留在了厕所，出来后跟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说，里面有个无人认领的行李。然后贴着墙根儿走出了候车大厅。理论上警察迟早会发现我来过火车站。无论是打扫卫生的阿姨报警，还是那个男人最终发现自己行李丢失，他们一定会去查车站的监控。
而我在他身边的整个过程，监控应该全都拍到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得让警察知道我来过火车站，让他们没理由怀疑，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之后，我已经踏上火车，离开J市了。
我用偷来的钱租了一辆黑车，我开着车行驶在J市郊区的路上。如果我在火车站干的那件事能够有效，起码会延迟警方找到我确切位置的时间。
要去的地方不远不近，但步行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是清晨，所以马路上车辆稀少，一阵疾驰之后，我来到了行程的终点，一家临终关怀福利院。顾名思义，“临终关怀”就是针对那些患有绝症，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行将死亡的人。
和收留孤寡儿童不一样，这家福利院收留的成员更加“特殊”。那些注定早夭，四肢残缺的弃婴自不在话下；还有很多被医院拒绝接收的晚期病人，只要愿意，也同样可以进入福利院，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感受阳光和尊严；近两年，还有一些对生活丧失信心，成为街道、辖区派出所“包袱”的问题居民，也被劝说进入这里，因为这里配备有心理医生甚至牧师，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心理诊所，院方是在竭尽所能地灌输着生命的新定义——让人获得重生的新定义。
刘定伟属于最后一种，两年前遭遇车祸后，两度自杀未遂，被民政部门转移到福利院，而就在半年前，他还企图在福利院的澡堂里，用偷来的柴油烧死自己。
在我的印象中，闫磊说过，在黄玉芬案之后不久，他们来过这里调查过刘定伟，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刘定伟不是我们事先猜测的李舒然，也不是大悬案的凶手。
现在李舒然留下了信息，让我来找刘定伟，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切入，但这是唯一的线索。我把车停在大门口，还没走近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已经把玻璃窗拉开了。“你找谁？”他远远地问道。
这个老头儿60多岁，一头白发，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低首皱着眉头从镜框上方看出来，打量我的身份。“你好，我是市刑警大队的，你们院长在吗？”我镇定地说着，老头儿又看了看我，“我来了解一下刘定伟的情况。”
既然半年前闫磊曾经来过，没理由不给他们留下印象。
“你等一下。”老头儿没有怀疑，拨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挂掉，然后开门让我进了福利院，用手指了指，“往前走，一楼顶头一间房。”
“谢谢。”我礼貌地说着，然后被放进了大门。
中间一条约5米宽的小路，两边都是竹林。往里走了四五十米，眼前豁然开朗。正对面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草坪，两边是红色的围墙，在草坪的对面有一栋长方形的五层楼高的灰白色建筑。草坪边上有个绿化工人，骑着洒水车，正在给院内的植物浇水，他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埋头干自己的事儿去了。
我穿过草坪，按照门卫的指示，沿着一楼的边缘走，在顶头一间开着的房门上看到了“院长室”三个字。我敲敲门，一个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你好！”对方操着生硬的中文，居然是个黄发碧眼的外国人，看上去40多岁。
“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来，转而改成中国式的问候，伸出手去，“我是闫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从力度上判断出，他对我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