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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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驻京办的无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