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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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京城居，大不易”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却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一个中心向四周越摊越大，行政机构、科研机构、教育设施、商业设施，无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远的区域。这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应，也让外来者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依然趋之若鹜。据卫生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国共有三级甲等医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数量方面来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实力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国家“211”工程计划的学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数量居全国第一。
正是在这样的“中心”和“首位”效应的诱惑下，28岁的杨刚（化名）和27岁的丁莉（化名）成了传说中的“房奴”。
杨刚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则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俩人属于“办公室恋情”。如今，小两口住在海淀区世纪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内，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理所当然的最贵的价格。290万总价，首付116万，爹妈抖空家底拿90万、奶奶出20万，姑姑出零头，等待杨刚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万元月供；他俩加一块儿每月13000元的工资，刨去房子的月供1万，仅余3000元生活费。
眼下，小俩口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家具，平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对着各种家居论坛，畅想着把家填满，然后无比激动地入睡，醒来又是家徒四壁——杨刚说，家徒四壁还是有些夸张，窗帘是有的，厨卫设施是几个死党凑的份子钱，但也只敢买不入流的，电视机是从丁莉闺房搬过来的，咬牙新买的床，规格也从计划中的1。8米缩到了1。2米。杨刚颇为无奈地说：“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没请人到家玩，客人来了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
专家说月供占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现在月供占去大半江山，两人守着3000元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活就像走钢丝，不能跟领导发飙、不能辞职、不能生病，过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轨迹划定了，只能向前、向钱。”
让杨刚愤愤不平的是97万的银行利息，发誓节衣缩食提前还款，绝不替银行打工。而更让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凑的首付。其中20万是奶奶一分一角攒了一辈子的。“给银行还贷是体力活，虽然累但坦然。而对于家人，我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感情债。”
杨刚也有高兴的时候，做不经意状跟人家谈房子，顺带宣布自己住世纪城，顿时引来一阵赞叹：“哥们行呀！学区房，大HOUSE呀！”那一刻，杨刚觉得290万听见响儿了。
可惜这种高兴实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变化，她说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伙儿永远回不来了——“买房子那会儿，全家人替他问来问去，就他自己玩着PSP，还跟小孩儿似的。现在倒好，刚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势有时感觉像个中年人。”
关于“住房痛苦指数”（即单位平方米房价与月收入比）《世界财经报道》曾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将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与我们的北京做了个比较：“东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两倍，而北京的面积是东京面积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仅为东京人口密度的1/6。无论如何，北京的房价都不应该比东京的房价贵。”
“目前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装修一流，大致相当于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6万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万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万（每平方米平均房价）÷2。3万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1471元（月平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