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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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气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气也好，爷脾气也罢，北京人的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见。也因为其身处首都这样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愤懑。鉴于此，早有专家、媒体大声呼吁，北京人必须改掉这种“爷脾气”，否则将“不利于北京的发展建设”。这个帽子扣大了，但仔细想想，难道没道理吗？
于是，北京市商务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布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禁止商业零售业服务人员乱发“爷”脾气，如不得有不耐烦情绪，严禁用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扫视顾客等——这套礼仪规范倒是列得细致，但其中关于“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您想想这得在服务业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儿八经地“规范更正”呢？
全国人民眼瞅着北京人当了这么多年“爷”，终于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网的记者针对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来北京创业的，先要把舌头拐个弯儿，把北京话说溜了，才好在北京街头混，如果不是北京创业者而是游客，那也得装得像个北京人儿，下了火车飞机，立即把舌头尖卷起来，装出半个北京腔来拿捏着自己，生怕自己被当成孙子。”
官气熏庙堂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