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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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新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们的社区——大院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社会的主体。
大院文化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
北京城的大院长久以来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云路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和作为“京都三部曲”的前两部《昼与夜》、《衰与荣》，才真正将高墙后面的北京揭开了一角：大院里的北京。人们看到了进出于大院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厅里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运筹帷幄，干部子弟的家庭沙龙，作家、记者、艺术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层北京的众生相。
大院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学校、科学院各研究所、剧团、医院等等。部门大院是本部门职工的集中居住区；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独立空间。
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力图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就相对较弱。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将之称为“本位主义”或“部门所有制”，但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部落主义”，应该说颇为传神。
围墙封闭的广大院落内，居住人数上千人至数万人不等。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设有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等等，有的则还设有幼儿园、小学、医院、粮店，以及邮电局、书店、储蓄所、附属中学、派出所等等。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单位包下，几乎都可在大院内得到解决，大院居民可以长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19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关于大院的“闭塞”和相对这座城市其他建筑而言的“难以包融”，《城市季风》一书中写道：“围墙所体现的戒备、排拒和防范心理，不能不说是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的文化遗迹，与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为比较，上海的围墙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较为低矮、单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篱笆是墙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华东局和市委机关大院、淮海路的宋庆龄宅邸也均为竹篱。与密不透风的水泥墙比，它显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大院不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承载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果不拘泥于大院的地理分布和各种具体差异——它至少包括胡同中的“深宅大院”、旧城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城外具有综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说，大院同时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区”，从中生长出的，是与胡同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异的“大院文化”。
等级和资历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杨东平这样介绍：“和四合院各种身份职业的居民杂处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他们在大院内的聚居方式并非在社会流动和迁徙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资历和等级分布。这在部队的院落最为显著。有将军楼、校官楼等等，以及与干部居住的楼房相区别的普通工作人员居住的平房。”
“工作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既添加了较多的人际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间添加了较多的工作和等级关系。同事关系转化为邻里关系，但这主要是‘同质邻里’，即资历、地位、年龄和住房条件相当的一批人。参谋和干事的妻子互相引为知己，正像大学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互为邻里。邻居谈天的重要内容，是一轮大院（单位）内部的人事；邻居的造访，很可能是次日的会议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级很少到上级领导家去串门；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邻里之间仍以职务相称；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长也要敬礼致意。”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
这就是大院向外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关于地位，关于身份，关于优越感，关于强烈的等级关系和严密的圈子意识。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释放出来。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但是，当1990年代大院拆了墙，各大公共媒体都争相欢呼，认为大院的权威性在消解，“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时，有人却发生了不同的声音。
作家北村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形的墙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里的隔膜并非轻易可突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在层次与层次之间，通道很窄。
子弟凶猛
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为新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过，他们的人格特征被笼罩在统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点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而彰显的，他们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作家罗永浩就是个“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谓的“县委大院”，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