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44章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六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区的战略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就是说，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个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周围，将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二三线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活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2010年3月21日津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将打造滨海新区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货通道，还将连接京石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等三条线路，加快推进环渤海京津冀区域高速铁路网建设，缩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程。未来，还将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按照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
2010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年内出台。目前，从北京开车到曹妃甸，不到3个小时。高速铁路修通后，仅需50分钟，属于典型的“一小时经济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一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的定位正在经历“去经济化”。北京市发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说，北京将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双方将在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九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该协议被认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作。这意味着北京在与兄弟省市的合谋发展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大城市的困惑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09年11月24日刊发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作者参观了江苏小城张家港，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于是，在“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之后，马玲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最后，在分析了“大北京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的发展趋势之后，马玲认为从中心地带的大城市走出去，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像向日葵追逐阳光一样，人们总是会在发展机会与生活质量这个“鱼与熊掌”的抉择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京？首先肯定是因为在城里过得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贵城市”。
美世公司又于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对全球221个城市，依据10个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政治和社会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作了调查。维也纳名列第一。亚洲城市中，新加坡排名最高，居第28位，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分别列居第40、第41、第51和第57名。中国香港排在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则分列第98和第114名。
对此，我们可以对北京城内的生活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了：生活成本位居全球第九位，但在你付出了如此昂贵的生活代价之后，得到的却是全球第114名的生活质量。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
彭远文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但年轻人还是一拨又一拨地往城里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教育、医疗等条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农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发达城市才可挣到钱。2008年的雪灾，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民工，即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学生毕业，多愿留在大都市从业，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乡镇或偏远地区去。离中关村不远的唐家岭村聚居了5万名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在英国，其社会保障体系异常健全。伦敦大医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乡村诊所里也可以找见；村村有邮局，寄信不必到镇上去。他们已没有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一样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且因乡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城里人甚至向往乡村生活。所以说，“真正的文明不剥削环境，也不剥削土地”。
美国规划师丹卓·奥斯曾在中美土地规划国际会议上感叹：“我们（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对城市来说弥足珍贵的郊区，所以占用郊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国，你们在用郊区的土地扩展城市，城市扩张和占用土地的规模与速度令人感到震惊！”
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3。33比1是什么概念呢？用国家来形容，就是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差距。
“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在《中国大城市需要松绑》一文中如是说。
很显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一直是国家大力调控的主要方向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有条件可以分散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