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89章

温州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地区，各种语言之间差别甚大。以市区口音的吴语瓯江片温州话为主，其次有150万居民使用闽南语，主要来自三、四百年前大量的闽南移民，以苍南县为中心分布，被称为浙南闽语。另有甚少人使用吴语太湖片、赣语、闽北语、蛮话、金乡话、畲族话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温州话充满复杂性，一直被认为是全中国最难学习的方言。
结语
当一个个政策接连出台时，因为它与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人们对政策的兴奋点被降低了。但是，当长三角区域规划政策出台后，很多人却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很多相通相融的事情在这个区域很早就在做了，就像恋爱已经谈了很久，又给了一个订婚的说法。
到昆山买房，到杭州度周末，到苏州上班，在上海这个城市的人群里，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有了一个规划的出台，让人们的行动更加有了方向，有了政策的保障。早已行动的人不再忧虑；同时也需提醒没有行动的人，当“长三角”的机遇来时，不要错过它。
后记　不能被钱困死！
上海，和北京、广州、深圳都不一样。她太特殊，特殊在只要你有钱，这座城市就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反之，绝对是地狱，而且永不超生——除非你的彩票也能中个2。59亿。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引子部分，其余两本书都采选了名人的奋斗故事，而上海，你找不到类似的“传奇”——名人大都非富即贵，至少不缺钱花，那么待在上海肯定能得到尊敬，觉得舒服，哪个还会鲜格格（上海话，意指用哗众取宠来博得赞赏的行为）来一出“逃离上海滩”吗？答案是，no！
而如果名人不跑，想要任劳任怨留在这座城市，白手起家，那他肯定成不了名人。这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发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原因，因为在上海创业真的太难，创业通常是一个由低到高、由小钱变大钱的过程。可惜，上海就是瞧不起小钱，不经花，三两下就被她榨干了。
这就是我们的尴尬，也是这座城市的尴尬。所以，我们只能寻找身边的例子——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普通人，至少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所作为，但上海不太适（。电子书）合现阶段的他们，昂贵的消费严重剥削着“羽翼未丰”的他们，如果生活只剩下斤斤计较和埋头赚钱，紧张兮兮地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确实有一条路走到黑的感觉。
不能被钱困死！这是我们搜集和整理这些普通人的例子时，听到最多的感触。
我们的同事在为这本书整理插图的时候，发现很多关于上海的照片，其实都不太能够真正展现这座城市的“昂贵”和“豪华”，功夫不在面儿上。一个来上海看世博的朋友，去外滩转了一圈，他说除了某几栋建筑欧式一点之外，好像跟长沙也差不了多少。我说，你光在外面看没用，要进去。去了你就知道，里面的东西，光看一眼，你就会觉得自己被那堆东西“鄙视”了。
上海不是暴发户，她的昂贵是骨子里的，平时一点一滴地积累，慢慢你才会发觉，没钱的话，自己真的很难被这座城市接纳。
因为身处上海，所以在编撰这本《上海太昂贵》时，感觉与其他两座城市很不同。但我们并不害怕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看到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后，会厌恶、失望，直到失去继续下去的勇气而“逃离”上海。因为这本书并非“危言耸听”，我们也无意怂恿你们远离大上海，而是觉得有必要，让已经进来的人面对现实，为自己的未来找到出口；让在进城路上的人，得到一张地图，你真的需要知道这座“魔都”隐藏了多少陷阱和机关。
逃离北上广Ⅲ：广东太竞争
引言　郭台铭出深圳记
郭台铭，这位台湾科技界的“成吉思汗”，在驰骋疆场37年之际，于闪光灯里低下了他的头，于对手注目下“北上西进”。1988年，郭台铭挥斥方遒、因时而动、渡江过海、入主深圳，因此，成就了他的“代工帝国”；而今，在深圳的竞争浪潮下，郭台铭再度选择离开，离开总会平添几分落寞与伤心，但是，远处的扩张似乎也宣誓着这位被《商业周刊》誉为“虎与狐”的枭雄更大的野心与计谋。
结缘深圳
1974年，郭台铭以母亲标会的20万新台币与十名员工成立“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以黑白电视机的旋钮为主。当有人问“鸿海”为何意时，他总会说：“‘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间生意的公司。”1976，挣得第一桶金的郭台铭转型模具领域。成熟的模具技术加上敏锐的商业嗅觉，使得郭台铭在其他同行还留恋家电业之时，又迅速转型生产个人电脑连接器，他以连接器、机壳等产品为重心，力行“量大、低价”的竞争策略，迅速占领市场，1982年，公司更名为“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为了使公司进入全球市场，1985年，郭台铭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并创出“FOXCONN”品牌。
郭只身一人拎着皮箱去美国，在此期间，他雇佣了一个美国人做行销经理，同时兼任司机与英文口语教师，俩人就此组成了这家美国分公司。郭台铭一直称鸿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因此，为了争取一流客户的订单，郭台铭几乎跑遍了美国50个州中的32个，住是12美元一晚的汽车旅馆，食则丹尼斯（Denny’s）这类的连锁餐厅、就连菜单他也能倒背如流。一直以来，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才将对手一一比下阵来，原定2008年退休的他，同年在鸿海系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的挑战之后，再度出山，以每天工作15小时的精力、59岁的高龄站岗。
80年代中后期，台湾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传统产业在新台币的大幅升值、工资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难，被迫外移。
郭台铭与鸿海也在第一批外迁浪潮中。因为，郭台铭有一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概念，就是“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他认为，“只要是制造业，就无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
当时台湾人月基本工资已超过新台币1万元，大陆的人工则折合新台币仅2200元，两者相差近5倍。特别在台湾有钱也请不到人，而内地工厂门外却是排着长队进厂的打工仔、打工妹。
同时，经济起飞带动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而当时的大陆，土地资源要多少有多少，并且各地方政府为积极招商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也颇具吸引力，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就连主要的税收也优惠得诱人，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即前5年免税，后5年只需交一半，若厂商继续投资，还能继续享受优惠。
那时，他已看中深圳这处靠近香港的中国改革前沿。于是就在鸿海集团成立14年后的1988年，设立了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的鸿海精密有限公司，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随即又在宝安区龙华镇成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此，郭台铭也成为当年少数突破两岸政治风险、正是进军大陆的台商之一。但与日后的大发展相比，80年代末期的“手笔”只能算是“试试水”而已。
1993年，第二波以资金密集型为主的台商投资大陆热潮又兴起，这时的鸿海已经在积累了一定的力量，拥有了扩张的条件。1993年，大量的企业在深圳龙华买下土地，郭台铭也看中了紧靠在深圳市区的龙华，当时的龙华还是一片荒野，野草比人长得还高，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这就是现在占地2。3平方公里龙华园区的雏形。从1996年开始，富士康深圳的厂区就朝龙华园区搬迁，自此，这成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一个厂区、富士康工业地产的源头、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组装基地。
郭台铭诠释他选址的理由时说过：“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他认为，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那时，大个子总裁郭台铭站在150位新员工面前训话：“我们要做全球最大的企业！”下面有员工不禁偷笑：“这个人真能吹牛。”就凭这一栋厂房，百十号人？没人敢相信。
多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多万人的工厂集群。
郭台铭有句名言：“一个人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