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21章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所以为了工作只能北上，图个方便。”（《武汉晚报》）
乐评人金兆均也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他认为，当时北京乐坛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广东，首先是文化投资环境，另外北京流行乐坛虽有起伏，却总有亮点，既有民歌，也有摇滚，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听众总能找到共鸣点，而广东乐坛在创作上拓展不够，即使在乐坛最为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里。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之后设置了流行音乐板块，并且经常播出各种晚会，这种机会对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原本在广东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节目在1995年前后停播，以滚动播放原创MTV作品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种种原因停播了。一边是中央电视台的亿万收视；另一边是逐渐萎缩的宣传渠道，作为歌手自然都会选择前者。
对于这一点，林依轮的感触当然会很多。当年，广州乐坛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爱情鸟》显然不合时宜。他说，“刚推出这张专辑时，销量并不好，仅仅只有三万多张，我有点失望，当时有点名气的歌手随便出张专辑，销量都会在几十万往100多万张走，唱片公司都决定放弃我了。而且《爱情鸟》这首歌还受到很多批评，有专业人士就直接写文章，说怎么会有爱情这种鸟，这到底是种什么鸟值得在歌里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中播放《爱情鸟》，这个从来只播正统歌曲的节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并教听众学习该曲目，他说，“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爱情鸟》一下就红了，从大时代背景来说，也象征着中国音乐的真正开放。对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忙起来，频繁参加中央台的各种音乐歌手比赛，还有频繁的演出。”（《武汉晚报》）“因为当时北京方面的工作远多过广东，我不可能长期飞来飞去。当时我还跟恩师张全复商量了好久，才决定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是在广州、深圳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挑战，还是，找一个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兰·德波顿曾表示：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本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动——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
或许，这时的你应该停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广东有句俗语，叫“冇鞋挽屐走”，意思就是“此地不可久留，速离为妙”。你当然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离不离开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是否清醒认识到这座城市的走向——在广州和深圳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但这种竞争同时也在暗示你，可以更积极一些、更灵活一些：如果前方拥堵，何不绕道而行？
1。广深产业大挪移
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有超过52％的白领明确表示会逃离，但暂时找不到机会，仅有6％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半年内就会行动。尽管只有6％，但同样说明，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逃离”不完全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已经有人这么做或准备这么做了。这一趋势也受到社会学者的认可，“在二线城市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逃离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找回生活尊严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如是说。
而在这股“逃离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