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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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国家还提高了粮食置换工业品的比例。并且严令各地农村信贷系统，必须以粮食作为抵押，才能向农民提供信贷。并且再次降低了农村信贷的上限。不仅如此，共和国大力提倡婚丧嫁娶从简的战时条例。“新时代新风气”的宣传，在农村开始推行。
共和国的农村信贷，每年利息很低。这已经造成了很多麻烦，共和国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办法将强有力的银行体系终端推行到农村。这就造成了村干部掌握着大量的信贷权力。钱这玩意，对于人类的诱惑之大，实在是令人叹息。在194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深化的时候，贪污信贷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全国枪毙了3000　多人。就算是这样凶狠的手段，也仅仅是暂时扭转了局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同样不是一天建成的。可现在，共和国实在没有时间去潜移默化。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除了搞“运动”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更何况，共和国高层当中，有一个观点正在不断占据上风。二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一场或者多场局部战争，很可能将在共和国周边的安南、缅甸、朝鲜爆发。为了应对将来的战争，共和国必须从现在就做好准备。
未来的局部战争，必将拥有解放军现在见所未见的火力强度。美国人的空地一体化，强大的后勤支援能力。共和国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强化物资积累，强化运输能力，强化军队装备更新，在未来的局部战争当中，就只有靠血肉之躯抵挡美国的钢铁了。
想让中美真正达成更加透明的战略互信，除去战争，别无他法。
共和国建立以来，土星共同体和旧学者的关系就很暧昧。西北局一贯对于旧学者的评价不高。南方局对旧学者的评价则是一贯不高。土星共同体的两大派系既然达成了共识，旧学者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这种态度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的旧学者95％以上都是文科。陕西众是“工程师治国”流派。南方局则是“人民起来闹革命”的典范。这两种路线当中，都没有旧学者指手画脚的余地。建国之后，绝大多数理工科的人才都投入了土星共同体的门下，而文科出身的知识份子对于现在的中国完全可有可无。更何况，共和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文的天下。共和国上层对文言文都不陌生，陕西众属于“古文运动”的典范，厌恶引经据典，写起古文来平铺直叙。而南方局以主席为代表，能够熟练写诗词歌赋。
更重要的是，旧学者们并不了解，或者并不想遵守土星共同体制定的规矩。这些人孤傲惯了，自以为了不起。和土星共同体所遵从的“组织纪律”格格不入。双方在思想上矛盾的焦点在于，土星共同体最大限度的推行文化教育，而这些文化教育的推行，功利性极强，目的性明确。文科仅仅是提供能够熟练阅读，书写。而文科教育的核心，完全是为理科服务的。
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在，在准备二战后和美国开战的现在，所有风花雪月，低吟浅酌，都是无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土星共同体需要的是开明明快，同仇敌忾的有组织的民众。所谓“独立思考”，在现在的规划当中，是必须清除一空的。
范中出和毛雄辉两人，解放后就开始组织人撰写“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当中，两人领导小组，又著又述，将满清定性为外来殖民政权。为了配合文化解放，思想解放。满清的“民族压迫”，“殖民统治”，成了重点抨击对象。这部以反特权为核心的盖棺定论的论文，痛批一切特权，特别是文人特权。明朝文官误国的历史事实被重点叙说。从东林党到地主体系，被批判的体无完肤。每年十二两银子的茶税事件，东林党铸币案，等等乌七八糟的破事，成了那些文官们的标志性招牌。
而文官们要求解散国家特务机构，导致国家运营失控，这更是文官和地主们的弥天大罪。在“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符合了土星共同体的一贯立场，“政治正确性”被放在首位。旧有特权阶层统统都是要被打倒的，这是现在最大的政治正确性。而陕西众的共识当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极少数毫无争议的共识。
当然，“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某种版本的“明亡后的历史”，或说说就是一部“清史和民国史”。对于民国时代，文中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相当的不高。该文认为，五四运动的功绩可以三七开，三分功，七分过。
五四运动的过错在于，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核心意义。那些文化闯将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简单的把满清当作中国的一个朝代，犯了乱认祖宗的大罪。而且这些人把满清文化当了自己的祖宗之后，就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祖宗。对他们的定性，文中毫不含蓄的使用了“认贼作父”的定语。
而这些五四闯将，不仅仅是在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上“认贼作父”，他们在打倒了“满清文化祖宗”之后，又请入了一尊“外国文化祖宗”。这种双重意义上的“认贼作父”，也有了三姓家奴的味道。
而土星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继承者，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古人憧憬的“大同”。平等的思想，又契合了“有教无类”的传统思想。而且，解放军这支王者之师，挽救了中国。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谁是当代齐桓公和管仲，这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篇文稿一经发表，在旧知识分子当中引发的地震可想而知。因为无论是所谓旧派还是新派，都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而土星共同体则以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功绩，证明了自己是中国的拯救者。进一步，土星共同体又要确立中国文化正统继承者的地位。
这样的态度，对旧学者来说，是极不友好的。“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仅痛骂了旧学者出身的阶层，还把彻底否定了他们的文化继承权。
旧学者一个个气得浑身颤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土星共同体玩起文字游戏，也是颇为深刻毒辣的。
“宣传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去占领。”主席铿锵有力的言语同时指出了事实和真实。
范中出和毛雄辉两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满清殖民主义的奴才文化”，这个界定让中央有效的夺取了文化裁决权。到底什么文化属于“满清殖民主义的奴才文化”，这就是中央说了算的事情。
所谓宣传这玩意，是不能睁着眼或者闭着眼说瞎话的。必须向人民有选择的叙述事实。这种叙述模式，就需要一个能够自洽的“理论系统”。
旧文人并没有这样的理论系统，他们所倚仗的仅仅是特权概念。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力量。只要人类社会在运营，有知识的绝对占据了高位。垄断知识就成了旧时代的所有特点。或者用身份构架壁垒，或者用财产构架壁垒。普通百姓是绝对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土星共同体针对这个问题大肆宣传，轻而易举的夺取了道德制高点和文化制高点。
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是心血来潮。这次批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化上严厉打击一切阻碍资本发展的旧思路。
工业发需要大量受教育人群，而且技术的普及，同样和旧式行会形式的文化格格不入。五四文化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共和国是一个大毒瘤。中国需要的是建立起强有力的秩序，迅速积累资本。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都是有害的。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就是最好的秩序，也应该是唯一秩序。
陕西众当中并非没有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在党内民主会议上也没有反对这次运动。私下里满，大家对这次运动颇为忧心。强有力的管制系统一旦运营不当，其后果也会非常可怕。但可笑的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管制，自由就毫无意义了。
没有管制就意味着自由，而这种自由意味着混乱。在清末秩序瓦解的时代，大家真的很自由，想杀人就杀人，想抢劫就抢劫。这样的自由给人民带来的就是毁灭性的结果。
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保障了人民的生活，至少在现阶段，秩序就代表一切。现有秩序明确的或者潜藏的反对者，必须剥夺其话语权。
共和国向美国租借的物资当中，电影摄制设备相当多。大量的农业技术片自然是现阶段的主流。技术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