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146章

为此，美国派出了特使基辛格博士前来斡旋。与基辛格同来的，还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老头子一直试图获得共和国的国籍。在这方面，他失望了。共和国早在　1939年就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共和国国籍无疑是地球上最难获得的国籍，凡世界各国所国内公认的各种标准，特别是出生地即国籍拥有权的标准，共和国并不承认。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共和国公民，而且在1939年前在中国定居的中国人，才能够获得共和国国籍。外国血统始终是中国重点防范对象，在1939年，全世界真心诚意想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屈指可数，共和国对这些人并不敢冒。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很多“亲华派”，他们的入籍申请无一例外的被拒绝了。
不仅如此，共和国的入境审批当中，“是否有移民倾向”，从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审批内容。共和国不愿意其入境的家伙，一律被扣上“有移民倾向”的帽子，然后根据共和国严厉的法令，他们不得进入共和国境内。司徒雷登也算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老头子，为此他专门请了美国律师研究了共和国的《国籍法》，并且把官司打上了共和国的法庭。
美国律师人认为，按照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并且向当地政府申报过出生证明，其父母都在中国“企、事业单位”从业20年以上。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司徒雷登在1940年前，向共和国递交过入籍申请书，是有权力获得共和国国籍的。
共和国法院界认为，根据共和国的《宗教法》，司徒雷登父母所在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属于非法传教组织，早在1941年就被勒令解散。该组织不属于“中国企、事业单位”，所以司徒雷登不符合共和国的《国籍法》允许入籍的条件。
于是双方的法律攻防战直接转向了共和国的《宗教法》，美国律师团很想开拓共和国的市场，司徒雷登本人又是燕京大学这所中国曾经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校长，哪怕是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方面也期望能够在法律上有所突破。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令美国律师界感兴趣的问题，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共产党政权”，但共和国的司法界本身居然能够“符合法律”的普遍概念，允许纷争通过司法制度来解决，这件事本身也让美国律师团希望能够把这个官司持续下去。打这场官司耗费很多，美国律师团看好这场官司的效应，与这个效应相比，这场官司本身消耗的费用反而不是问题了。
当然，基辛格之所以与司徒雷登同来，绝非为了司徒雷登老头子的国籍问题。他想借助的是老头子在中国的人脉，作为一名特使，包括基辛格本人对自己的使命也并不太抱有期待。让共和国放弃支持埃及，从基辛格本人来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美国愿意为以色列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彻底封锁埃及与外界的物资交流。而这样的代价无疑是过于沉重的。
所以，接待基辛格博士的共和国代表太宗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理由让共和国在1961年10月突然中断到1961年12月就将到期的合法合同——的时候，基辛格甚至一度失去了谈判专家应有的敏感。察觉这个问题的，倒是司徒雷登本人。
一同列席会的司徒雷登老头子开口问道：“那么共和国方面有在1961年12月之后继续和埃及延续军事合作协议的计划么？”
“就我的权限范围内所得到的情况，是没有。”太宗回答了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回答之后，基辛格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希望。作为特使，基辛格是有着非常大的权力的，这权力甚至包括向共和国方面解释美国的战略考量。基辛格博士很直白的表示，在中东出现“强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中东出现“霸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美国方面绝对不会试图阻断共和国与中东的石油贸易，基辛格博士强调了这个问题。如果共和国不太放心这点，美国甚至愿意让第五舰队与共和国印度洋舰队某种程度上共同维护“石油贸易线”的稳定与和平。但是，美国方面绝对不会允许以色列被消灭。正在如火如荼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无疑有极大可能挑战美国的底线。
太宗对此表示可以理解，双方的讨论方向就转向了美国的“战略考量”，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战略考量。太宗问基辛格博士，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考量”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了基辛格的权限。所以太宗则根据自己的权限，直截了当的询问，苏拉威西岛的矿产开采权问题。
谈判到此已经揭开了大部分迷雾，共和国现阶段的态度就是可以放弃继续与埃及进行“合法贸易”，不过共和国要获得苏拉威西岛的“合法贸易”权。现阶段，印尼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共和国要求美国进行“交易”。
基辛格曾经读过《太祖文集》，对其中一句话很有感触“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共和国无疑是种在贯彻这个精神。
在现在，共和国无疑拥有优势，在埃及没有遭到失败的阶段，即使共和国放弃了与埃及的军事交易，以色列也未必能够撑过这次危机。埃及距离美国实在是太远了，“距离的暴虐”，让美国的军事投放成本过于庞大。苏拉威西同样距离美国十分遥远，共和国现在无疑已经表达了对这个地区的野心。而且苏拉威西本身也有“归属不明”的问题。一旦中美之间为此爆发争端，共和国与苏拉威西的距离无疑可以极大程度的抵消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差距。
基辛格博士对共和国这二十多年来表现出的深远的布局观十分忌惮，既然共和国已经把牌掀到这个阶段，那么共和国势必已经做了极大的准备。共和国是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战略考量”。
谈判大有进展，其进展以及延伸甚至超过了基辛格博士的想象。遇到这种情况，谈判自然会中断，基辛格博士抓紧向美国国内汇报。等他汇报完，基辛格博士就和司徒雷登私下谈起他的谈判对手。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老头子这次来中国一方面是为入籍的问题作最后的努力，另外也是准备死在中国。好待他也有中国“苏州荣誉市民”的头衔，这等同于“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作为美国第一流的“中国通”，老头子一面思忖，一面给了基辛格一个解释。
“美国式的英雄。就是说一种能够，或者只能够解决眼前问题的英雄。在中国，也有这种英雄，但是这种英雄绝非最高的英雄。或者可以称为即席英雄。在中国，在英雄之上，则有着智者。传说里面，那些英雄都是智者的徒弟。在中国，师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司徒雷登说到这里，无疑想起了自己在燕大当校长的时光，嘴角甚至流露出一丝笑意。
基辛格对这个中国式的笑容有些过敏，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谈判对手太宗，想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也会在嘴角露出这等笑容。在流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太宗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展现出更多进攻性。
好在司徒雷登并没有如此，他接下来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发起拯救国家行动的是智者。英雄仅仅是智者的弟子与执行者。智者们传承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智者或者是一片竹林里面的老头，或者是深山的樵夫，或者是农田里耕种的农夫。他们秘密组成社团，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智者是一股彷佛不存在的力量，类似一些有独特思考方式的幽灵一样。他们不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们有另外一种对待时间的态度。他们用百年为单位看待事物，也从来不会大惊小怪。”
“哦……”，基辛格应了一声。司徒雷登的描述很传神，这个形象与共产党一贯的表现到非常符合。如果在1927年，也就是34年前，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会在这短短的34年中让中国变成现在的样子，那么是谁都不信的。共和国现在这些威名显赫的领导者，仿佛是突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星星，转眼之间就绽放出炫目的光彩。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如此默默无名，毫无力量。基辛格绝对不会幼稚的认为美国的政治家都是人民选出的，因为这些人作为一个集团，是美国人民唯一的选项。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无疑与美国不同，他们的崛起与美国人完全不同。而司徒雷登的描述，不能不说，从某个角度非常贴切的解释了这些人成功的可能。虽然听起来是如此的荒诞不经。
“我仅仅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