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之恋II》第44章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像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
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就像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因为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她都要羡慕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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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到了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苦；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打住，那么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像一部小说，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糅在一起，像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抠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抠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像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像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被提为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里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中午直到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进派出所了。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如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超过一千块就是聚赌，超过三千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三千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