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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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女传》）。没有从17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年，王粲就写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⒘蹊澹约胺鼻铡⒂﹁场⑽庵省⒍胖俊㈢严⒑⒆笱幽甑纫话嘀骷遥俺剖⒓皇薄Ｋ俏薏弧翱犊匀纹诼湟允共拧保段男牡窳っ魇罚蛟斐晌敖ò卜绻恰薄５讲荀帧⒉芊嫉闭逼冢酥劣谖耗┙酰罴档取爸窳制呦汀弊杂杀硐中问讲煌抵氏嗨疲熳盼航难Ы肓俗跃跏贝?br />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有20余首，但远祧《诗经》、《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我笔写我心。文人小说下载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