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4章


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于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须探手入产道取出。当场指导一个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但其色已黑”。还有两个府衙小官吏,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俱头痛发热,所苦正同”。华佗给他们诊治,却认定“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有人问为什么用药不一样,华佗解释“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别服药后,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于华佗,华佗诊断为“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用药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诸如此类,堪称高明,现代的名医也很难达到。
华佗不只是医术全面精深,而且还十分重视健身养生,把体育运动与预防疾病结合起来。他在先秦以来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一套“五禽之戏”,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为虎戏,四肢撑地,前后各踯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后,然后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撑地,向前行七遍,向后行七遍。其二为熊戏,先正身仰躺,用双手抱膝抬头,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后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为鹿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亦各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相当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那些医道医术只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否则我就要把你从人间干净、彻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重了,他才感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但他的追悔,仅止限于“令此儿强死”,绝然未曾念及天下苍生。完全可以说,曹操一生杀了那么多的人,最不该杀的就是“神医”华佗,因为杀一华佗远不仅限于具体个人而已,他杀掉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行,张氏宗族200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医案,结合自己的从医实践,集中精力专攻伤寒病以及其他内科、外科、妇科杂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积数年之功,到东汉末年终于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涵纳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容。流传到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又加以编辑整理,演变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华医学发展史上,在临床医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巨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迄张机本人为止,历代中医对于伤寒和杂病的诊断经验和治疗经验,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医理、医药体系。在辩证施治方面,张机归纳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阐明要首先分析确定是阴症还是阳症,再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还归纳出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诊”,强调要综合望、闻、问、切所得,构成辨明病症的诊断过程。处方用药,他十分重视针对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疗方法。他所总结归纳的发汗、催吐、下泻、解毒等治疗方法,都已被后世中医奉为准绳。
除了内服方剂外,张机这部著作中,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倡要既重治疗,又重预防,养生有法,劳逸适度。自宋代以降,官办医学校将《伤寒杂病论》列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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