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7章


玄学的称号来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说。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说,把“道”认作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认为大道无形,不可言说。又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求清静无为,因顺自然,有所得于道就是有“德”。而“玄德深矣,远矣”,渺冥幽远,正是对“道”和“德”的一种形容。《庄子·天地篇》则说:“物得以生谓之德”;“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何晏、王弼摈弃汉儒用谶纬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作法,引用老、庄的学说阐释《周易》,特别推崇《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被当世人合称“三玄”。
何晏著《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大意就是说,“无”就是万物的本体,就是“道”。由此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他们宣称“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名教起于自然,因而应因顺自然,清静无为。进一步切入社会领域,他们强调“道”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之母”,名教“本乎自然”就可以合“道”,所以治人者应当“无为”而治,治于人者应当“无为”而处。这种“无为”政治观,与西汉初期的黄老“无为”思想相比较,黄老“无为”思想着重讲的治世术,而玄学家们所讲的“无为”,侧重面为处世术。
在正始年间(240—249),宗尚玄学的官僚士大夫远不止何晏、王弼两人,曹爽帮派的夏侯玄、司马懿帮派的钟会等人都是玄学名家。他们践行“无为”处世术的方式之一,就是承续东汉时期名士清议的风气,常就一些哲学话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衍生成为“清谈”时尚。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述,每相处谈玄,何晏的文辞华彩超过王弼,而王弼的见解高迈却超过何晏。何晏曾说过圣人无喜怒哀乐,谈得相当精采,钟会时加称述。王弼持反对意见,申言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所以圣人能体冲和以通“无”,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五情同,所以圣人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以应物,只不过圣人的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与凡人有所区别罢了。这样的“清谈”,仿佛是在语词义理上各执一辞,其实颇能辨幽烛微,反拨谬误,探求真谛,并非言不及义,一无可取。但“清谈”也需要看对象,对不懂玄学,无心探讨哲理的人谈玄,有如对牛弹琴,枉费功夫。何晏很赏识王弼,曾赞叹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当黄门侍郎一职出缺的时候,他向曹爽推荐了王弼;曹爽却接受了丁谧的推荐,用王黎为黄门侍郎,只让王弼补员当了一个尚书郎。王弼到曹爽府上谢恩,曹爽屏除左右而单独接见了他,或许意在当面考察。结果,“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王弼始终未得到重用。
从言与行是否一致看“无为”处世,何晏和王弼与当时多数的玄学家一样,都有“知易行难”,言不副实的毛病。王弼“天才卓出”,却“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这还则罢了。但他偏又颇想在官场有所作为,把权位看得颇重。从私人交谊来说,他原本与王黎、荀融相友善;由于黄门侍郎事件,他认为是王黎夺了似该属于自己的高官肥缺,就翻脸忌恨王黎,并且与荀融也疏远了。
时年24岁便夭折辞世,无子,绝嗣,固然直接缘于遇疠疾夺命,间接原因未尝没有官场失意。而何晏作为曹爽帮派骨干成员之一,政治上滥用权力和生活上纵情腐败,都陷得相当深。他担任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曹爽作窟室“骄淫盈溢”,“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连他的妻子金乡公主都很担忧,对其母说“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何晏却得意忘形,一点儿不讲清静,不讲“无为”。他与夏侯玄名盛于时,司马师也相应酬,竟对人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玄的字)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的字)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以“神”比况自己,自诩比夏侯玄、司马师更高迈,不惮人言,骄狂至极。终于落得人头落地、三族夷灭的可悲下场,不能够不说,与他明知身处乱世,当“无为”避祸,虽“清谈”言之却不肯约身行之有一定关系。在何晏、王弼离开历史舞台以后,魏晋玄学以反名教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嵇康。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三国志》概称其“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正始年间经太尉蒋济推荐,担任过尚书郎、曹爽参军,因病而回归乡里。曹爽被杀后,司马懿父子以其名高,用为从事中郎。但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听说步兵校尉出缺,而其“廚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并如愿以偿,因此被后人称作“阮步兵”。实质上,他是吸取了王弼教训,看穿时世“多故”,官场凶险,借此“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另辟自保蹊径。他在《大人先生传》当中写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把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蔑视和对抗名教的意向深寓其间。然而,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现实政治和权要人物,他出言十分谨慎,“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谨小慎微犹自虑不足,更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尽可能地把真实的自我掩饰起来。实际上,阮籍“本有济世志”(见《晋书·阮籍传》),只不过看透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大肆诛除异己,不肯拿性命一试屠刀罢了。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战场遗址,慨然感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抱负难伸溢于言表。又经常独自驾车,率意出行,不由径路,直到车前无路可通了,才放声恸哭一场,踽然返还。
这当中,浸透多少无奈和痛苦,真是只有天知地知其人自知。即便如此,也引起了礼法之士何曾等人的“深所仇疾”,仅只由于司马昭认为他未公开对抗,时予保护,阮籍才得“卒以寿终”。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曾经任职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他“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在《养生论》中,嵇康历赞上古以来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圣贤、隐逸、遁心、遁名者一百零九人,极力主张效法他们“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明确宣扬“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抨击“六经未必为太阳”。这表明,嵇康比阮籍更其“好言老庄”,并且性格上有“尚奇任侠”特征。与人相交往,也比较注意谨言慎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终无奈性格决定命运,不见喜愠之色,仍在无意间得罪了同为玄学家的司马氏亲信、官僚钟会。有一回,钟会慕名而去造访他,正巧遇上嵇康“箕踞而锻”(半跪锻打铁器),没有起身施礼迎见。嵇康只是问:“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只是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问一答,颇具谈玄风致,却使得钟会自此“深衔之”。后来,嵇康的两个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之间发生乱伦丑事,吕巽奸污了吕安妻子徐氏,反而诬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囚禁。吕安请嵇康充当证人,替自己辩诬,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吕巽是钟会党羽,又得宠于司马昭,钟会就“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吕)安及(嵇)康”。直接的死因是受吕安冤案牵连,而根子却在对名教的批评激烈,对司马氏的亲信钟会又不肯屈身周旋,正如隐士孙登曾经对他说的:“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阮籍和嵇康结局不一样,但以他俩为代表,把魏晋玄学由清谈玄理推进到了反对名教新阶段。思想上如此,行为上亦有变化,由何晏、王弼那种学术上自树旗帜、政治上倾心依附的双重人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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