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80章


压抑不住临近目的地的激动,情不自禁地拉开了吉姆车的窗帘。”“11天后,即6月28日,吉姆车拉严窗帘,载着毛泽东离开韶山”。(第260—262页)滴水洞虽好,但毛泽东却不能久留。发动“文革”的“谋略”已在洞中成熟,他要赶回北京去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如果说在他生前没有哪个“中央首长”敢住,在他身后就更没有人敢住了。此地当年神秘万分,今天已对游人开放。面对这“三年困难时期”修建的别墅,不知是否有游客算过其当年耗资可买多少斤猪肉。
相信红烧肉能够补脑的毛泽东,也不知在滴水洞期间是否用家乡红烧肉补过脑。这时候,他多么需要补脑。

从一个人的遗物,是很能看出这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毛泽东的遗物,当然也让我们明白毛泽东当年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这众多遗物中如果没有两样东西,谁都不能说,毛泽东的生活质量不好。但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实在应该说,毛泽东的生活质量,其实是很差很差的。这两样东西,一样是小药箱,一样是灌肠器。
小药箱是用来装常用药的,外出时必带着。别的药也许可有可无,但有一样药却是一日不可或缺的,因为毛泽东每天必用,这就是安眠药。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患有异常严重的失眠症。《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有一篇《长放床头的小药盒》,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作者说:“延安时期曾有过工作人员为毛泽东一星期内总共睡了20个小时觉而进行专门庆贺的故事。”平均每天不到三小时,却居然是值得专门庆贺的喜事,这说明毛泽东的失眠有多严重。毛泽东“很不喜欢服药”,但“惟有服安眠药很自觉”。并且说:“世界上发明安眠药的人真大有功劳。”世间服用安眠药的人很多,但像毛泽东这样服用的恐怕不太多:“随着国事的操劳和年龄的增长,毛泽东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50年代初,小药盒里常放‘速可眠钠’、‘安米妥钠’等药,后来,又不离‘米尔顿’、‘南不妥’等安眠药了。毛泽东临睡前约半小时,护士长或护士送给他第一次服的药,服下后他停止手头工作,拿起毛笔,练练书法,此时写字可算消遣型,也就抄抄现存诗词,或临摩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字帖。约20分钟后服第二次药,服后工作人员一般不再与之谈话。有时只由值班卫士帮他搞搞按摩,促进睡眠。正式入睡前,有时再服第三次药。服药多少,睡多长时间,由保健医生根据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或协商而决定。”(第302—303页)这样说来,毛泽东每天睡觉前,都像是准备一件大事、酝酿一场战役了。问题是,即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服药,仍不能保证睡得着、睡得好。“庐山会议”上,向彭德怀发难时,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晚上吃了几次药,睡不着。”(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可见“安眠药”并不能一定让毛泽东“安眠”。——这样的日子,不是很苦吗?
《毛泽东遗物事典》中,又有一篇《晚年常伴常用的灌肠器》,说的是毛泽东便秘的事。作者一开始就说:“毛泽东生活起居中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那就是大便困难。毛泽东在其它小疾小患方面极不愿寻医问药,但在便秘上却每每主动垂询。然而,医生面对毛泽东这一痛苦也无可奈何。毛泽东生前,工作人员一般用最原始同时最有效的办法帮助他度过便秘难关。毛泽东遗物中,当年使用的灌肠器依然保存完好。”从文章中,我们还知道:“毛泽东便秘的毛病由来已久。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秘已十分严重。……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因患重病,只能坐在担架上行军。其间,因为劳累和饮食不正常,毛泽东便秘十分厉害。李银桥说,部队里常常为毛泽东拉出屎来而欢呼雀跃。”“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江青时常为他的便秘发愁。转战陕北时,毛泽东便秘严重,江青急坏了,经常带着警卫员,骑着贺龙给的那匹铁青马到山上寻找野生酸苹果。因为她听医生说,多吃水果、蔬菜对便秘有好处。解放后,医疗条件、饮食状况均有所改善,但毛泽东便秘的毛病却不见好转。”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灌肠:“毛泽东每周一般要灌肠2~3次,有时也有过八天十天灌一次的,晚年那几年,消化功能不行了,灌肠的次数便更频繁些。给毛泽东灌肠很有学问。因为要考虑到使毛泽东不难受,因此水热了不行,水凉了不合适;动作快了不行,动作过慢也不适宜,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次灌肠时,工作人员得准备一大盆凉开水待用,他们不用肥皂水,只用凡士林。毛泽东有时相当配合,而且大概因为‘久病成医’的缘故,他本人对灌肠器的操作十分在行。”问题是,灌肠的效用也在递减:“1971年后,毛泽东大便日见困难,灌肠后都效果甚微。有一次,毛泽东在便盆上蹲久了,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大便困难时常常因为太使劲而憋得满脸通红。”(第163—165页)——这样的生活,能说得上适意吗?
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标志是“三快”,即吃得快、拉得快、睡得快。对此我十分信服。而这三者却又是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的。严重失眠和严重便秘的毛泽东,不可能胃口好(吃得快)。《毛泽东遗物事典》也说到,他其实吃得很少。毛泽东长期给人身体好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假象。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其实长期身体并不好。一个每天能睡几小时觉便值得身边人“专门庆贺”、偶尔“拉出屎来”便令身边人“欢呼雀跃”的人,能说他身体好吗?而如果一个人严重失眠、严重便秘、食欲不振,能说他的生活质量高吗?
毛泽东平时不大与医生配合,可在睡觉和大便这两件事上,却十分听医生的话,可见这两件事真的令他极其痛苦。任何人生理上的病苦,都值得同情。毛泽东也不应例外。当我读着《毛泽东遗物事典》中对毛泽东失眠和便秘的叙述时,同情和哀怜之心虽不是“油然”而生,但也缓缓升起。更令我同情和哀怜的,则是这样一个老迈而又严重失眠和便秘的人,却要扛着偌大的中国和八亿多人口,并且还要想着“解放全人类”。——换过角度看,这真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不能不说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践踏。
当然,值得同情和哀怜的,还有被毛泽东扛在肩上的我们自己。毛泽东的生理状况,实际上与其时的每个中国人都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失眠和便秘,对人的心情是有直接影响的。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几乎所有失眠和便秘患者,都谈到了心情问题。而如果失眠或便秘是长期性的,就会影响人格、影响心理。我在互联网上还搜索到一篇文章,其中强调“排便不仅是一个生理活动也是一个心理活动”,而“长期便秘会引发心理障碍”。如果说排便不仅是生理活动也是心理活动,那睡眠就更是如此了。长期严重失眠和长期严重便秘,任何人二者有一,都够悲惨了,而毛泽东却二者俱备,怎不令人同情?而长期的严重失眠和长期的严重便秘,是否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引发了他的“心理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引发了他的“心理障碍”?这是否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呢?毕竟,他的性格,他的“心理障碍”,与他的政治行为不能没有一点关系。
在睡觉和大便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听医生的,但在其他场合,却不大买医生的帐,有时还要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保健医生进行“整风”。《毛泽东谋略》中,有这样一番十分“精辟”的话:
要打掉知识分子的尾巴,就必须剥夺知识分子的资本——知识。但这种资本很特别,既没法共他的产,也不能用定息来赎买。怎么办?
毛泽东有办法。那就是贬低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一不会耕田,二不会造桌椅板板凳,就只会看书。书不可不看,但光看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正有知识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们。(第301—302页)
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知识,毛泽东还说过些更坦白的话,例如:“知识分子的知识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有什么用?”按《毛泽东谋略》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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