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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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的叙述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从《毛泽东选集》中读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最初的版本。最初的版本中，并没有“但有破坏性”这样的评价。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很不和谐，这是中小学生学习中国现代史时都要学到的。其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赞同的，是忧心忡忡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收录了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信中说：“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
三
美国学者R·特里尔，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世界级权威。他的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毛泽东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了中译本。特里尔在肯定毛泽东时更有热情。中译本中《出版者的话》中说：“R·特里尔先生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评论家特有的深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追述。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特里尔写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有这样的表述：
毛采取了灵活机智的策略，他隐藏着的“猴精”又开始出笼了。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臭名昭著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人和一百二十支步枪。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他无其它路可选择。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者，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页）
按照特里尔的理解，只是因为远离城市，才不得不大量吸纳流氓，——这说法肯定是片面的。乡村有乡村的流氓，而城市也有城市的流氓。要在城市从事革命和造反活动，就免不了也要吸纳城市流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告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要“减少流氓的成份”，但当他们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也难免要发挥流氓的作用。——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上海吴淞人，本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也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便是工人领袖。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都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经是他的副队长。中共六大后，顾顺章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特科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在武汉送走张国焘后，被叛徒认出并被捕，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他所知事情太多，他的叛变令周恩来和整个中共中央极其狼狈，也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曾是传奇式人物，黑道白道都玩得转，神通之广大超出常人想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这次由顾顺章护送赴鄂豫皖时，对他仍有这样的描述：“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的交通网。……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3页）
其实，顾顺章是上海滩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的才华，他的神通，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流氓所具有的才华和神通。在当时的上海，顾顺章的才华和神通，对革命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革命阵营内被极度重用。
早期共产党人，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对顾顺章事件有这样的“反思”：“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09—110页）
早被清除出局的王凡西，是作为中共的局外人对“革命与流氓”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他的“反思”，在毛泽东们看来，一定也表现了一种托派立场，也表达了一种托派观点。在“正作用”与“反作用”的问题上，作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与毛泽东们本就有着不同的认识。按照托派的观点，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毛泽东在农村进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都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决不能认同王凡西在“革命与流氓”问题上的“反思”。
四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特色”，因而，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
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而只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不愿卷入争端。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他们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生出来的地痞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3页）
按明恩浦的理解，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他们无所失去，因而也就无所畏惧。而良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令他们深为牵挂。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948年，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议。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为自己辩护。其中说：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鼓励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