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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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的旗号，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保卫局”凌驾于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上的反常现象，使全国的红色根据地丧失了９０％，陕北也深受其害。　王明路线派来的代表及其在陕北的忠实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为“反革命”
，投入监狱，搞得干部人人自危。　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眼看这块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党中央的到来，给陕北军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挽救了陕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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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以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
，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了，有的甚至被杀害了。　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　毛主席仔细地听取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　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　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
、“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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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８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　一八”事变后，刘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　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１个师和４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刘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
、“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多少大锅，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
，千方百计地给“老刘”
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　正因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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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　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　那是在９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同志因公到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同通讯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　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捕了。　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呢？
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　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　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刘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
，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
，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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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
，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　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
，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他们就敢讲真话了。　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　刘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　他是“首犯”
，带着手烤，还钉了脚镣。　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　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刘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对毛主席、党中央充满着无限热爱和坚定信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从这里，我们深刻体会到，对干部的了解，绝不能完全依靠案卷和汇报，必须废除主观成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对客观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干部，并作出正确的评价。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来到瓦窑堡。　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
，应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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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释放。　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